擠在300路公交車上

1993年，我初三。面對慘不忍睹的理化成績，我主動向父母提出找個家教。

那時，家教還沒流程化，正規、專業的公司幾乎沒有。我曾在科教書店門口見過一位手長腿長的男生坐在臺階上看書，他的面前豎着一張紙牌，寫着兩個大字“家教”。

這種菜場買菜式的交易方式，我的父母是接受不了的。一日晚飯後，全家開會，爸爸、媽媽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最終圈定爸爸隔壁辦公室的大學生小夏。

隔幾日是週末，小夏來我家。她個子不高，眼睛很大，雙眼皮極深，我喊她夏姐姐。此後，每週一三五的晚七點，我和夏姐姐準時見面。

兩個小時的學習，通常四十分鐘就把問題解決了，剩下的時間她陪我做作業。日子久了，我的祕密被她發現——小說都藏在沙發與地板的空檔裏，有時，我做題，她便熟門熟路抽出來看。

每個月底，夏姐姐的家教費60元裝在一隻信封裏，由我交給她。信封右下角標註着的“國營××廠”，現在已經不存在。後來，媽媽總說小夏有遠見——我初中畢業，她考上研究生，離開這個數千人的大廠。曾有人對媽媽說，小夏有點“神經病”，“她走路時，嘴裏總嘰嘰咕咕！”“呵，我是在背單詞。”最後一次，她接受我的採訪道。

夏姐姐沒走遠，就在中國科技大學，兩年後的一天，我隔着公交車的車窗看見她，她正頂着一個斗笠狀的遮陽帽邊走邊嘰咕，“還在背單詞嗎？”我真想下車去問問。

這時，我已經有了新的家教，叫薛澎。是爸爸致電安徽大學學生會問有無家教服務，恰好他接電話，“叔叔，我能不能試試？”

薛澎是他所在鄉的第一個大學生，言談間頗有些寒窗苦讀、出人頭地的艱辛和成就感，他的面頰有兩塊紅，跟我說起一個室友每頓都要剩飯時，表現得很憤慨。

一段時間後，樓下的李阿姨託媽媽問薛澎是否願意再兼一份家教。於是，他放學後騎着自行車，一三五來我家，二四六到李家。一次，我想調節課週日上，薛澎顯得很爲難：“我還有一份家教在城東，實在趕不過來了。”

那天，他走後，爸爸、媽媽算了筆賬，一個月的家教收入近400元，“看來自打考出來，就沒讓家裏負擔過”。

上大學後，在菜市場“賣”自己，就發生在我的身邊。一些同學出去找家教，回來說，就舉着牌子站在蘿蔔白菜旁邊，對面宿舍蔡同學生怕我不信，加上一句，“真的！那兒，人最多！”蔡同學大三時有了男朋友，據說，每次家教完，那男孩總來接她，她被打動了。

“他怎麼知道你在哪裏帶家教？”我疑惑。

“這份家教，就是他讓給我的！”蔡同學做嬌-羞-狀。

大學畢業後，讀師範的我們回到各自的城市做教師，同學聚會總有人抱怨，看人家主課老師多會創收，假期客廳裏擺幾套桌椅，就是一個家教班！

他們沒想到，短暫的教師經歷，在我來北京讀研後，派上了用場。

我在學校附近的家教公司登記，很快成了“五星級家教”。服從公司安排，我謊稱自己曾是中學語文老師、外語老師，絕口不提專業是歷史。

草橋、三元橋、勁鬆、方莊……300路、14路、1號線、2號線……輾轉在家教途中，我完成了對北京最初的認識。

《唐山大地震》中，方登對着家教學生上英語課，女兒就在這戶人家的客廳玩耍，這一幕，讓我很快從劇中拔出——還能帶着孩子做家教？

我想起我的最後一份家教，他家的格局與電影中的人家很像。這份家教結束於七年前的春天，學生是一位越南少年，我教他中文。第一次見面，他只會說三個中國字，“小美眉”，最後一次見面，他唱了一首鄧麗君的歌。

屏幕上，方登抱着女兒坐在夜歸的公交車上，窗外的燈火連成一條流動的線。

很多年前，夏姐姐嘰嘰咕咕的樣子，薛澎在我家樓下彎腰鎖車時的樣子，蔡同學家教完臉總是紅撲撲的樣子，還有擠在北京300路公交車上，那些與求學、與生存有關的往事，就這麼夜深忽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