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德國人是怎麼上歷史課的？

著名作家龍應臺關於學校教育的文章：德國人怎麼上歷史課

港大的國際招生愈做愈好，來自歐美的學生愈來愈多，不止短期的交換生，而是正式的學籍，將來就是港大的畢業生。

有一天，和一羣德國學生聊天，剛好是中國臺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我問這些德國學生，“你們高中的歷史課是怎麼上的？”

每個人來自不同的省，而德國的教育權下放在各省自治，因此有些差異，但是在七嘴八舌的爭相發言裏，我發現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在他們的歷史教學方式裏，教科書不重要。一是，歷史教學是開放式的。

如果這一個課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那麼老師在上課前要求學生讀的會是很多第一手資料，譬如俾士麥首相的演講原文，要學生從演講稿中探討當時普魯士的外交策略，從而分析普法戰爭的真正原因。

除了瞭解德國觀點之外，學生必須知道法國觀點，老師可能用計算機圖片放映當時法文報紙上的時事諷刺漫畫、評論、或者畫家筆下的巴黎街頭圖像。在分析戰爭本身，老師可能出示一張他帶來的1870年普魯士的經濟發展指針圖，用來解釋當時的“新科技”──譬如鐵路的廣泛使用和新制大炮的威力──如何使普魯士在戰場上佔了上風。

法國本身貧富之不均、工人階級之不滿、社會壓抑已久的不安定，老師可能用當時法國的生產指數和土地分配的圖表來說明。

也就是說，在整個講課的過程裏，教科書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沒用到。

第二個特徵是開放式的教學。教學的主軸不是讓學生去背誦任何已經寫進某本書裏的敘述或評價，而是要學生儘量從第一手資料裏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一堂課的主題是納粹，學生可能必須去讀當時的報紙、希特勒的演講、工會的會議記錄、專欄作家的評論、當時的紀錄片等等，然後在課堂裏辯論：納粹的興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還是凡爾賽合約結下的惡果，還是經濟不景氣的必然？各種因素都被提出來討論，至於結論，學生透過資料的分析和課堂的論辯，自己要下。

滿頭捲髮的路卡士說，“我們那時就讀了托馬斯曼的弟弟，亨瑞琪曼的書，‘臣服’，因爲他就認爲德國人的民族性有慣性的服從性格。我們在課堂上就此辯論了很久。”

如果主題是1848年的歐洲革命，學生必須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同層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後又要試圖去評價這場革命的後果：這究竟是一個失敗的革命，如法國的Alesis de Tocqueville 所說，“社會頓時撕裂成兩半：羨妒的無產階級和恐懼的有產階級”；或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因爲二十年後，德國和意大利都統一了，而法國擴大了選舉權，俄羅斯廢除了農奴制。

事情的是與非，人物的忠與奸，往往沒有定論，學生必須自己從各種資料的閱讀裏學習耙梳出自己的看法。

“我們還常常要做報告”，剛剛來到香港的漢娜說，“一個人講四十五分鐘，等於教一堂課。”

“你記得講過什麼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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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記得，”她說，“因爲要做很多的準備。我講過英國的殖民主義。”

在這樣的歷史教學方式裏，教科書的地位，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參考資料而已。

在衆多一手和二手的資料裏，包括演講、漫畫、照片、統計圖表、新聞報導和學者評論、人物日記、法庭記錄等等，教科書只是一個指引，不具任何一錘定音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