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勵志故事：留學改變了我的世界

楊瀾，中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媒體人、傳媒企業家、慈善家。陽光媒體集團主席和陽光文化基金會主席。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1990年至1994年擔任中央電視臺《正大綜藝》節目主持人，並於1994年獲中國第一屆主持人“金話筒獎”。下面是由本站小編爲你精心編輯的一份楊瀾的勵志故事《留學改變了我的世界》，歡迎閱讀!

　　留學改變了我的世界

18年一次的輪迴

2014年秋天，我送兒子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本科。對我來說，這似乎是一個新輪迴的開始。

1996年，我從哥倫比亞大學拿到碩士學位，離開紐約的時候，《紐約時報》財經版在頭條位置上出現了這樣的標題：《27歲的脫口秀主持人將改變中國電視》。在那張照片裏，長髮飄飄的我實際上已經懷孕了。隨着兒子來到這片土地上求學，我似乎又回到了原點，雖然這個原點在時空的走廊裏已前行了18年。

時光流轉，看着兒子輕身走上求知路，我想起的卻是自己留學時的兩大包行李，裏面放着鍋、被子、褥子、枕頭……那時候父母覺得在美國什麼都貴，我也很少會有機會回國探親，於是就把冬天、夏天的衣服，生活起居的物品能帶的全都一下帶到了美國。

父親運用了我難以想象的生活技能，把那麼多物品都壓縮成了最小的包裹塞進了我的箱子裏。記得臨出行的時候，母親把幾千美金縫在了我的貼身衣服口袋裏，這些錢是以1:10的匯率換來的。這樣的場景讓我想起小時候的課文《樑生寶買稻種》裏，樑生寶把鄉親們的錢縫在衣服裏的場景，只是樑生寶縫的是對鄉親的責任，而母親縫的是對女兒滿滿的愛和對她在異國的擔憂。

那時候，即使我在國內已經工作了4年，也有了一定的積蓄，但在國外打長途電話仍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此我基本都是靠寫信維繫着與家裏人的交流，爲了不讓信件超重，通常我還會把一張紙的兩面都寫滿。這些當然無法跟現在的溝通方式相比，如今我和兒子已經可以自由地視頻通話或通過微信等方式隨時聯繫。

去看大世界的決心

當時去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有點兒悲壯的感覺。

1990年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後，我加入中央電視臺當時收視最好的欄目之一《正大綜藝》。1993年，我得以參與了中國的第一次申奧。申奧的失敗既讓我看到了中國整體實力的不足，也看到了東西方相互理解的鴻溝，當時的我強烈感覺到自己不過是一隻井底之蛙，對外部的世界瞭解實在太少。人活這一輩子，我不想只做一個喉舌，還是希望對這個世界能有些自己的見解和觀點。

1993年底，我做出了令當時周圍的小夥伴們都難以置信的辭職留學的決定。那時候，要留學需要先辭去公職，畢業不滿5年的還要向教育部門繳納一定的罰款，拿到相應的證明，並把檔案掛靠在人才交流中心之後才能拿到護照。而如果你最後被拒簽了，就等於是完全沒有了後路。當時周圍的許多人都爲我的決定感到驚詫：“你知道有多少人打破頭都想坐在你這個央視當紅節目主持人的位置上嗎?”

當時只有正大集團的謝國民先生對我說：“楊瀾，你是個很有才能的年輕人，好好去讀書，如果你能考上常青藤大學，我們基金會爲你提供全額的獎學金。”我半開玩笑地問：“謝先生，如果我走了，《正大綜藝》可就是要換主持人的咯!”他說：“我覺得一個年輕人的成長比一個節目的成功重要得多。”那時候，他的這番話深深地感動了我，於是我就問：“我能爲正大集團做點什麼呢?”謝先生說：“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只管好好讀書，這對你的將來有好處。”

讓我放棄來之不易的成功、放棄眼前那麼多名利的初衷，就是想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我希望能夠學有所長，能夠更加深入媒體的策劃和製作中去。這種簡單、強烈的想法讓我邁出了人生的關鍵一步。當飛機降落到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的時候，看到曼哈頓燈火璀璨的夜空，我還是有一些小小的激動的，我覺得自己來到了一個繁華、夢幻的全新世界。

痛並快樂的留學生涯

我要特別感謝正大集團的獎學金，使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兩年的學習期間，可以更加專注在學業上，而不需要通過打工來養活自己。儘管我之前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本科階段讀的是英美文學專業，但是到了國外，卻依然能夠感受到在閱讀量、寫作量和語言上的巨大挑戰，每天也依然要熬夜學習到凌晨2點鐘左右。

那時候我學習的心氣特別高，第一個學期就選了六門課來上，當時我其實只要選到四門課的量就已經足夠了，結果選了這麼多課，可把我自己累得夠嗆。夜深人靜的時候，陪伴我最多的，也只有宿舍管道里不時會溜達出來的老鼠。有時候，我猛然一回頭，甚至會跟老鼠來個四目相對。

當時認識的一位師哥給我留下了一臺286的電腦，那也是我接觸電腦的開始。這臺機器已經很老舊，經常有罷工的情況發生，特別是當我寫了一大堆論文，而又沒來得及保存的時候，突然的死機，常會讓我急得半夜裏大哭一場。哭完了之後，也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爬起來，含着眼淚再從頭寫起。

“辛苦”二字，應該是一直貫穿着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整個學習生涯，但我也非常感激這段生活，讓我在國際政治、外交、經濟、傳媒等各個領域都打下了更爲堅實的基礎。當時我們的學院匯聚了五十多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通過跟大家的相處和交流，使得我的視野和心胸進一步被打開，對於不同的觀點能有更加包容的態度，通過大家觀念的碰撞和思辨，讓我看很多問題的時候，思考的方式會更加開放。

在美國留學期間，我也慢慢地找到了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這就是美國的脫口秀節目。我有幸也見到了克朗凱特、丹·拉瑟、芭芭拉·沃爾特斯等很多美國新聞界、主播界的頂尖人物。當時我就在想：在中國的電視屏幕上，還沒有任何一檔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帶有主持人鮮明個性印記的高端訪談節目，這也許就是我的機會。所以在畢業前夕，我就開始轉型做了節目製作人，和上海的東方電視臺聯合制作了後來的52期《楊瀾視線》。在這個節目中，我首次採訪了基辛格、克朗凱特等名人，還和費翔做了第一個面向中國觀衆的、關於百老匯的專題電視紀錄片，在國內獲得了很好的反響。

在留學期間，我還認識了我的先生吳徵。我拿到了碩士學位，又是結婚生子，這使得我在1996年即將回國的時候，在人生、事業、家庭等各個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收穫，人生的狀態與留學之前已經完全不同。

那一年即將離開紐約的時候，是一個大冬天，我和先生一起來到洛克菲勒廣場，望着那棵紐約最大的聖誕樹，許下了心願：希望回國以後能夠去實現我的媒體夢，也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再回到這個與我充滿着情感聯繫的美國城市。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離美前夕，我作爲製作人和CBS共同製作了一部關於中美中學教育對比的紀錄片——《2000年那一班》。當時，美國的CBS邀請我做他們的出鏡記者。我當時想，以我的語言和專業能力，假以時日某天成爲像宗毓華那樣的華裔主播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我跟美國觀衆之間，似乎缺少了某種像是我跟中國觀衆之間的那種無形的緊密的情感聯繫。

這種情感聯繫，不是僅僅通過語言和專業就能夠去打通的，它其實是一套相當複雜的精神、情感與價值體系，是社會環境、羣體記憶和個人成長經歷的相互交織所形成的東西。我更願意做的事情，就是說出中國觀衆的心聲;更想見證的事情，就是中國正在發生的歷史性的鉅變。我作爲一個媒體人，不管自己的平臺有多大，最終立足的根本其實還是我和觀衆之間長期建立起來的那種共同的情感記憶和內心歸屬。

回國後，我先去了香港的鳳凰衛視，並在1998年開創了大中華區第一個以個人名字命名的高端訪談欄目——《楊瀾工作室》。記得第一期的採訪嘉賓是陳逸飛，第二期便是張瑞敏。直到今天，承襲《楊瀾工作室》的《楊瀾訪談錄》，已經走過了17個年頭。這期間，我採訪了全球各界的近千位嘉賓，包括：卡特、老布什、克林頓、基辛格、奧爾布賴特、賴斯、希拉里、克里、李光耀、朴槿惠、李顯龍、拉加德、潘基文等數十位國際政要，見證瞭如柳傳志、王石、李彥宏、馬雲、姚明、郎朗、林丹、李娜、張藝謀、馮小剛、徐崢等中國各個領域領袖人物的成長軌跡。爲了準備採訪，我的總閱讀量超過8000萬字，採訪的時間更是達到了數萬小時。

2000年，我和先生共同創建了大中華區第一個人文紀錄片頻道——陽光衛視。2004年把陽光衛視轉讓之後，我們又開始進入跨媒體的投資和運營領域。今天的“陽光七星娛樂媒體集團”已成爲一個橫跨全球，涉及電影、電視、音樂、娛樂、大型演出和紀錄片的綜合性投資、運營集團。

對公益和慈善的'探索

在留學後的任何一個人生階段，我的事業發展都和自己的國際化視野被打開有關。通過在傳媒行業的工作，我開始接觸到了全球的公益和慈善領域，並對公益和慈善事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然，會有這份興趣，也和我當年在人生轉折階段，得到正大集團及謝國民先生的公益基金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2006年，我和先生在香港成立陽光文化基金會，致力於做慈善文化的交流。2007年開始，陽光文化基金會資助了哈佛大學和北京大學做公益領導人的培訓項目，前後培訓了四百多人，這些人已經成爲今天中國慈善公益領域的領軍人物。自2002年開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起，我也始終在呼籲儘快修訂中國的慈善法，以推動中國公益事業的快速和良性發展。

2008年汶川地震時，我們發起建立了孤殘兒童專項基金，先後爲孩子們籌款近6000萬元，在災區建立了10個康復中心。2010年，我們與蓋茨基金會一起發起了“巴比(巴菲特和比爾·蓋茨)晚宴”。這是繼汶川地震後，對中國慈善業發展最具影響力的事件之一。

在當時，中國的財富階層對做公益有很多的猶疑，做慈善的法律環境、專業條件等很多方面都不盡如人意，但是由“巴比晚宴”引發的全民對公益和慈善的思考，使得在這之後迅速出現了2000多家家族基金會，這是一代先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精神和價值追求。

“做公益要趁早，做公益要高效，要用商業的理念和經驗去運作慈善項目”已逐漸成爲了人們做慈善事業的共識。從2007年至今，陽光文化基金會致力於對缺少機會的青少年的發展提供多樣化服務，通過藝術教育的形式，來促進他們的身心、人格的全面發展。到目前，我們的項目已經惠及北京54所打工子弟學校，參與項目的學生已將近4萬人。我們同時建立起一套規範的包括教室、課程、課外活動的少年藝術團和老師培訓的綜合管理體系，這是我經常感到非常驕傲的一件事。

最好的我與最好的時代

我有機會參加了三次北京的申奧工作，是何其的幸運。第一次是作爲主持人於1993年赴蒙特卡羅，見證了一場刻骨銘心的失利;第二次是2001年代表北京在莫斯科做奧運文化項目的陳述人，見證了激動人心的歷史性一刻。在那次演講的結尾部分，我說道：“700年前，人們驚訝於馬可·波羅描述的那個東方美麗的國度，問馬可·波羅那些關於中國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說：‘我告訴你的，連我看到的一半都沒有達到。

其實，今天我們介紹的只是一小部分，請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發現中國吧!”當時我心中就有種強烈的情感，渴望看到中國和世界更深度的融合，也希望世界對中國有更全面和公正的認識。

2015年，我再次被邀請成爲北京申辦冬奧會的陳述人，這出乎了我的意料。爲了做好這次陳述，從來沒學過法語的我，臨時抱佛腳做了一小段法語陳述。其實這其中要展現的不是我個人的語言能力，而是一個國家對世界保持開放的一種誠懇態度。在陳述的最後，我請國際奧委會的官員們一起展望冬季體育發展的未來，那就是中國將有3億人口參與冰雪運動，同時有一個高達3000億元的體育產業將爲奧林匹克運動帶來空前的活力。

就像當年何振樑先生在北京申辦夏季奧運會時闡述的那樣：“無論你們今天做什麼樣的決定，都會被載入歷史，但有一個決定，會讓你們創造新的歷史。”

從對媒體之心的不懈追求，到對媒體之路的探索與堅持，能在短短的人生中有這麼多可貴的機會去參與和推動國家的開放與進步，這也許就是我所遇到的大時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