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猛：無數個不專業的人成全了我
張猛：無數個不專業的人成全了我
“我從來沒奢望有那麼多人喜歡這個片子，但是不喜歡不代表我們不需要。我希望所有人能擠點時間靜下心來，回頭看看我們曾經經歷的那個時代。”
“拿到這個獎，我就可以跟老婆說，不用再等3年了，日後可能就會有錢，拍下一部電影。謝謝你，老婆。”10月18日晚，張猛在合肥第一次走上了金雞獎的領獎臺。這是他進入電影圈的第四個年頭，伴他斬獲金雞的是導演生涯的第二部劇情長片《鋼的琴》。
組委會評語這樣寫道：電影《鋼的琴》是一部創新意識很強、風格獨特的作品。既蘊含現實主義精神和氣質，又有質樸的個性色彩。創作者把個人命運放在宏大的時代背景下，用獨特的方式講述了一個寓言式的故事，塑造了一羣誠實可愛、個性鮮明的工人形象，特授予“評委會特別獎”。
“工人階級的絕唱”，這是張猛眼裏的《鋼的琴》。很少有人知道：這部作品，差一點成爲張猛電影生涯的絕唱。
重回集體時代的“絕唱”
1995年，在中戲上學的張猛回到老家鐵嶺，幫姑姑裝修她的服裝店。爲了找木料，他去了父親年輕時待過的鐵嶺評劇團。在那裏，他又見到了小時候見過的那架鋼琴。它最獨特的地方不是比普通鋼琴大，也不是比張猛更年長，而是它並非出自琴廠。造出這架鋼琴的，是張猛的父親和當年樣板戲學習班的一羣劇團同事。
張猛掀開已經龜裂的琴蓋，按了一下琴鍵，多年後它居然還能發聲。只是，按下的琴鍵孤零零地陷在鍵盤裏，再也沒能復位。後來每次想起這一幕，張猛腦海裏就浮現出一個詞：絕唱。
那一年，張猛印象最深的就是街上經常能看到老工人們打着橫幅上街。“其實東北老工業基地從1985年開始，就已經有廠子開始倒閉，95年是最艱難的時候。”
他清楚地記得90年代。那些年，同學中有父母因爲經濟原因離婚，也有同學的父母下崗後復婚；有人跟隨大人遠走他鄉，也有人因爲家庭成績一落千丈。說不清爲什麼，一夜間，所有人的生活都變了。
還是在那次裝修中，由於要將一塊鋼板鏤空作爲裝飾牆體，張猛來到鐵嶺的一個鋼材市場。每個店面的老闆，都是原來鋼廠的工人。買斷工齡後，有人不要錢，跟廠裏要了車牀之類的設備，來到市場開起小店。市場上，車鉚鉗焊，一應俱全，張猛就這樣走完了一塊鋼板的流水線。
“我看着鋼材市場這麼紅火，一下就被帶回工廠繁盛的時代。雖然它不是集體，只是個人，但是這些人組合到一起，又形成一個小的工廠氛圍，我又強烈地感受到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張猛內心涌起了一種複雜的情感，“生活突然變成這樣，這是這羣人可悲的地方，也是他們可敬的地方。這樣一羣人，用個體的主動努力，就把體制的改革給消化掉了。沒有苦悶，一個個活得還勁勁兒的。”
只能發一次聲的琴鍵，和紅火的鋼材市場，此後便在張猛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兩年前，這個醞釀了多年的故事，終於以“工人階級的絕唱”打通了張猛的記憶。他決定換一種造琴的材質，用情感將故事中的一羣人再度凝結在一起。
把自己逼上梁山
高中畢業那年，張猛告訴父親張惠中：我想考北京電影學院。張惠中是遼寧電視劇製作中心的知名導演，趙本山央視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賣柺》、《賣車》都是他的作品。儘管有些吃驚，父親還是託人從北電找來輔導老師。第一次見面，老師問：你喜歡什麼電影？他說：打片兒！“其實我當時真的對電影什麼都不懂。”那年北電導演系沒有招生，他進了父親的母校中央戲劇學院，學習舞美。
大三那年，張猛看了一部電影。片中那個友情、親情和愛情全被瓦解的小偷，茫然無依地遊蕩在山西汾陽的小縣城，深深打動了張猛的心。“我突然發現，原來還有這麼一個視角，可以讓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出現在電影上。”這部令張猛恍然大悟的電影，就是賈樟柯的《小武》。“賈樟柯爲我們打開了一個絕對寬泛的視角。更重要的是，他讓我們的內心變得非常強大，我也想去做那樣的事情，我也想去拍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人。”
大學畢業後，張猛分到遼寧電視臺作舞美師。拆臺、裝臺的工作日復一日，強烈的厭倦讓他跟小武一樣，有大把時間在街頭看熱鬧。那天他在瀋陽紅旗廣場遇到了一羣吹喇叭的雜耍藝人，討錢的托盤舉到面前時，他掏出10塊錢。藝人全家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單獨爲張猛吹奏了一曲《梁祝》。
“我聽完扭頭就走，一轉身，滿眼是淚。爲什麼你們不能幹點別的？”張猛說，“我好像突然明白了魯迅爲什麼棄醫從文，後來變成了一個老憤青。”
第一次拍片是2002年。那年春節回鐵嶺過年，他盯着手裏《鐵嶺日報》看了半天。一天中，居然發生了這麼多事情。突發奇想的他，想把報上不同版塊的新聞事件拍出來放在一起。跟朋友一講，朋友說：又難拍又沒意思。後來他們換了思路，打算拍一個工人退休第一天的生活，這就是紀錄片《耳朵大有福》。儘管設備簡陋、製作粗糙，它還是在法國和韓國連續獲獎。
在那之後，他離開電視臺，進入本山傳媒擔任副總裁，主管廣告和企劃。在趙本山一次備戰春晚的過程中，他提出的建議令創作打破僵局，後來這個小品由他擔任編劇，這就是《賣柺》、《賣車》系列的終結篇《功夫》。
二十出頭，榮膺副總，在外人看來風頭無兩，但張猛始終不快樂。本山傳媒的主營業務一直是二人轉演出。“我對二人轉根本沒有興趣，也不喜歡廣告這些經營事務。”
促使他向趙本山提出辭呈的又是一部電影甯浩的《瘋狂的石頭》。畢業後，張猛曾經去北電進修過一年半，當時甯浩正在那裏上學。《瘋狂的石頭》在當年以口碑和票房雙贏成爲年度黑馬，這讓張猛心中五味雜陳。“不能再這麼耗着了，我得去拍片。”
不難想象，辭職的舉動令趙本山極不高興。離開後，張猛迅速將紀錄片《耳朵大有福》改出了劇情版的故事大綱。看着張猛長大的範偉擔任了男一號。開機那天，張猛的妻子來片場探班，她已經有了身孕。張猛很清楚：我已經沒有退路了。
所有新人導演拍長片處女作遇到的難題，張猛一個不落，全部遭遇。艱難拍完的《耳朵大有福》，在上海國際電影節拿下亞洲最佳新人獎。得知張猛自己墊了70萬，一個女評委對他說：張猛，你的下一部片子，一定要用健康的資金來拍。
“國際著名窮人團隊”的集體冒險
這位女評委，就是張猛“下一部片子”的女一號秦海璐。但“健康的資金”在《耳朵大有福》問世整整兩年後，依然看不到蹤影。
《鋼的琴》籌備時，遇到過一位有意投資的國企領導。那人一上來就跟張猛說：“我覺得應該讓這羣人最後開一個鋼琴廠，然後組成樂隊，去營銷。片子最後有1萬個孩子，集體彈鋼琴，佈滿廣場，這個場面就大了。音樂再一起，把氣氛煽上去。”張猛當時就懵了。
另一位知名製片人告訴他：“我來投資，但是你不會有一分錢的片酬，主創的勞務都得降一檔。我們不用膠片拍攝，換成高清。你同意，我們就來做！”張猛拒絕了這份苛刻的合約。
最終，《鋼的琴》在只有7萬元的情形下冒險開機。“國際著名窮人團隊”，張猛這樣稱呼自己的劇組。製片人來自美國和韓國，攝影師來自臺灣，張猛是“亞洲新人”，秦海璐是“金馬影后”。開機時，秦海璐私下跟他說：我們這個團隊裏，我算是最有錢的人。（勵志故事 )如果你沒錢了，一定要告訴我。不管發生什麼事，一定要拍完。只有拍完了，纔有電影。
劇組邊拍邊借，最後賬上只剩下47塊錢。傾其所有墊出97萬後，張猛把家底掏空了。秦海璐最後自己掏錢，成爲影片的出品人。
片中有一處，主人公陳桂林在鐵路橋附近炸魚。陳桂林點完炸藥後，鏡頭沒有對準小池塘，而是跟着他一起離開。因爲劇組沒錢買炸藥，只好在後期配了一個爆炸聲。甚至連買菸餅的錢都沒有。片中出現的煙霧效果，是工作人員揚灰造出來的。
關機前的最後一個鏡頭，所有人都在等待。很多工作人員都納悶：“怎麼回事？人都在，爲什麼不拍？”因爲沒有膠片，大家在等從北京趕來的最後一本膠片。“就剩這一本，多半尺都沒有。只能拍一條。”
先後亮相多倫多電影節和東京電影節後，《鋼的琴》聲名鵲起。國內上映前，“改名風波”又一次讓它成爲關注焦點。因爲覺得片名不夠商業，投資方有意改爲《瘋狂的鋼琴》。“如果改名，明天的宣傳活動，我扭頭就走！”上映前，秦海璐在微博中力挺張猛。投資方整體接盤後，所有人墊付的資金悉數返還，秦海璐也不再出任出品人。
“其實不怪投資方，在1500份觀衆問卷中，九成以上的觀衆表示會看《瘋狂的鋼琴》，只有不到一成的觀衆選擇看《鋼的琴》。”
我不希望別人像我那樣去扛
《鋼的琴》票房550萬，與成本基本持平。
“我從來沒奢望有那麼多人喜歡這個片子，但是不喜歡不代表我們不需要。我希望所有人能擠點時間靜下心來，回頭看看我們曾經經歷的那個時代。”
張猛特別留戀工廠繁盛的時光。他總也忘不了早上上班的時候，鐵路道口攔下烏泱泱的人羣，每個人的後座上都彆着鋁製的飯盒。菜市場、澡堂子裏，大家彼此都認識。電影院門口，有人安心做着自己的小買賣。“所謂繁盛，是說那個時期的精神面貌。不像現在，誰瞅誰都不順眼。日子過得特別快，每個人都很焦灼，物質成了衡量家庭和個人的惟一標準。你掙不着錢，就只能搬把凳子出去曬太陽。”
《鋼的琴》中有一對即將被拆掉的大煙囪。張猛形容，它們是“工人階級的陽具”，工人階級不再是老大哥，炸掉它也就成爲歷史的必然。
“我不知道是該竭力挽留，還是該默默地看着它離去。突然有種莫名的憂傷，似乎覺得有話要說，可又不知道說些什麼……時光荏苒，社會變革，如今爲了時代發展的進程，要求它離開，我們總要試着做點什麼……如果我們成功，它將會是一道亮麗的風景；失敗，它將會成爲我們一段美好的記憶……”
這段話，既是戲裏汪工對於自己和煙囪之間情感的訴說，也是張猛想告訴過去那個時代的一段內心獨白。片中過度的軌道橫移拍攝飽受影迷詬病，但是張猛不以爲然。“我的每場戲，攝影機就是勻速運動，這是一個客觀的視角，它是時代步伐的一個象徵。不管鏡頭下的人是否跟得上，它都會按自己的節奏向前。儘可能讓畫面平面化的處理，就是想展示工業的廢棄空間，人在那個空間裏會變得渺小，這是拍攝前一個既定的方針。”
電影成功後，《鋼的琴》被改編成電視劇版本，張猛出任了編劇。他爲電視劇版取了新的名字《離幸福就差半步》。原本投資方希望由他擔任導演，正常情況下，一個電視劇導演一天最低拍攝6頁劇本，但是他1頁都拍不完。後來他找到父親：“你來導吧，我實在力不從心。”
還有一個原因也讓張猛對拍攝電視劇喪失興趣。“你不可能在電視劇裏放入大量的個人情懷。”張猛說，“我一直覺得，夢想不重要，情懷最重要。我用兩部片子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導演。不是爲了講這點情懷，我完全可以幹一輩子欄目的舞美。”
著名學者戴錦華評價張猛說：他用自己的製片困境告訴我們，即使在今天，即使在整個資本過剩的中國電影環境中，愛電影的年輕人，必須以一種獻身精神，開啓你的獻身事業。
採訪時，張猛的一個老朋友打來電話，跟他傾訴自己的苦惱。那也是一個爲電影夢堅持了多年的青年導演，按照投資方要求，新片將啓用一位最近相當走紅的內地小生，但是導演本人覺得不合適。“我不希望你跟我一樣，”張猛在電話裏告訴對方，“我是扛下來了，但是這條路不好走，我不希望你也走一次。”
拍完《耳朵大有福》後，張猛的妻子跟他說：現在你也拍過了電影，這回你該滿足了吧，該回來踏實過日子了吧。張猛停了半天，說：我還想再拍一部。妻子說：那好，我再給你3年時間。如果3年不成，那咱們回家。你回電視臺上班，實在不行，咱倆開個小店。
“我很幸運，不是誰都能扛下來。有很多人都在扛，一樣在堅持個人情懷做東西，但是到今天也沒有哪部片子出來。你只有衝出來了，家人才會過得更好。我好多的經驗不可複製，也沒有任何值得借鑑的東西，更多還是幸運的部分。我遇見了我的韓國製片人，沒有他，就沒有我的第一部戲，到今天他還在應對自己的一些官司；沒有我老婆也不行，我的家庭一直很幸福；還有我的美國製片人，雖然不接地氣，但是一直很執着。”張猛說，“無數個不專業的人，造了一個《鋼的琴》，也成全了今天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