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有沒有因爲喜歡蘇軾而貶低王安石

林語堂有沒有因爲喜歡蘇軾而貶低王安石

林語堂跟王安石肯定沒有仇沒有怨。導致北宋滅亡的，恰恰不是革新黨“王安石”，是保守黨“司馬光”。我不評判林語堂的人品如何，僅就事論事。林語堂寫《蘇東坡傳》貶低王安石很正常，因爲蘇東坡是保守派，而王安石是改革派，兩人在政治立場上完全是對立的。問題是，林語堂似乎非常推崇蘇洵對王安石的看法，而蘇洵更是作《辨姦論》對王安石進行了強烈抨擊，而林語堂顯然認爲蘇洵的說法是對的。

都說民國出了一大批國學大師，其中就包括“林語堂”。民國時期，所謂的一大批“國學大師”，嚴格地來說都是“西學大師”。這批人，有的很小就去國外留學，有的成年後去國外留學，很多人去過好幾個國家，在西方學習了很多東西。這一批人，對西方文化相當瞭解，而對中國文化了解並不深。

民國時期的所謂大師們，都有一個通病，就是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全盤“西化”。比如，魯迅把中國落後捱打的責任，全部歸咎到中國傳統文化，魯迅曾說過很極端的話:“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陳寅恪等人，也都發表過一些奇談怪論。

究其原因，甲午戰爭的失敗，證明了“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人們開始從人種、文化、思想、制度等方面，尋找近代中國落後的原因。“新文化運動”，首當其衝就是砸爛“孔家店”，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劣根性”。民國時期的一批留過洋的所謂“大師們”，他們對西方的瞭解遠比中國更瞭解，他們爲中國傳播先進科學思想，真的是“功不可沒”。

但是像林語堂們少小就留洋，年輕的時候對中國傳統文化並不太瞭解，到了中年以後再回頭研究“國學”的時候，“西化”的思想加上“有色眼鏡”看歷史，一切以西方的標準爲標準，他們這批人不能正常的看待“國學”，語出驚人和研究成果怪誕不經，那是必然的結果。

林語堂50歲以後，於1947年寫成《蘇東坡傳》，說實話林語堂的研究成果不敢恭維，他對中國歷史的瞭解，不是膚淺的問題，而是純粹的“混血文化”，他對王安石的指責，是非常不明智和膚淺的，而他對蘇東坡的吹捧，也有點過頭了。

北宋軟弱的原因，在開國皇帝趙匡胤身上，重文輕武導致北宋對外戰爭中，總是“小勝而大敗”，1004年，宋對遼的“澶淵之盟”，1044年的慶曆合議，北宋每年送給遼和西夏銀30萬兩，絹25萬匹（摺合白銀150萬兩）。這兩項歲貢成爲北宋沉重的經濟負擔。

到了神宗時期，北宋的經濟已經接近破產，這才催生了“王安石變法”。新法儘管不太完善，在實施過程中也有點問題，但是，王安石變法本身並沒有錯。錯就錯在，神宗死後，以司馬光爲代表的“舊黨”，徹底廢除了新法，北宋徹底失去了最後一次“變法圖強”的機會，北宋的經濟到徽宗時期，也就徹底的崩潰了。

王安石死後，蘇東坡等人也認識到司馬光廢除新法的弊端，蘇東坡就和司馬光決裂了，但是，蘇東坡也是迴天無術了。蘇東坡從京官貶爲地方官，在惠州、瓊州（海南）爲別駕時，朝廷共欠蘇東坡奉銀600多兩銀子。可以想見的是，作爲地委書記、副書記的工資，都拖欠成這個程度，實際上北宋經濟已經徹底破產。

北宋亡於司馬光廢除王安石“新法”，廢除新法後北宋財政破產，財政破產後必然橫徵暴斂。梁山泊的“下湖稅”，直接導致漁民和官兵的對抗，拖欠餉銀造成部分官兵反叛，橫行河朔、數萬官軍不敢擋的“宋江起義”爆發了。宋徽宗在江南搜刮“花石綱”，催生了“方臘起義”。數年後，僅僅七萬金兵，就攻破東京汴梁，徽欽二宗都做了俘虜，北宋滅亡了。

說實在的，民國時期的留過洋的所謂“國學大師”，都是混血型的專家，他們對西洋文化的瞭解，遠遠的多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瞭解。因此，林語堂、魯迅、陳寅恪們，纔會語出驚人，故作“大師”之狀。這些全盤西化的“大師們”，把他們稱爲“西化大師”更恰當，張大千毀掉的敦煌壁畫，比他創作的“國畫”，值錢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