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的玩世不恭是種病

在職場我們要認真去對待工作。職業的玩世不恭是種病!

　　職業的玩世不恭是種病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安德魯•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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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裏克•米尼克爾(Eric Minikel)和索尼婭•瓦拉巴(Sonia Vallabh)夫婦都是博士生，為了研究一種罕見的遺傳疾病，他們放棄了自己原本的職業。這種病已經奪去了瓦拉巴母親的生命，而且可能還會奪去她的生命。

安泰保險(Aetna)的首席執行官馬克•貝托裏尼(Mark Bertolini)曾辭掉工作，專心照料自己深受癌症折磨的兒子，後來他將這段經驗運用到對這家美國大型健康保險企業的管理中。貝托裏尼説：“生命短暫。”他手上帶着一枚象徵死亡的黑骷髏戒指。

在以上兩個例子中，人們的工作動力來自於意義和目的。一個玩世不恭的人可能會説這些不過是極端個例，大多數上班族通常都是沒精打采地走進辦公室，既不知道除了每天貢獻那麼多時間，自己還為這份工作貢獻了什麼;也不知道除了按部就班地工作、按時領薪水以外，自己還能從這份工作中得到什麼。

這種預設的嘲諷可以理解，但未免説得太過輕巧。

在企業營銷人員的美化和宣傳下，關於工作目的、價值和意義的聲明總是有流於空洞的風險，就像大多數使命宣言那樣。當這些空話碰上關鍵績效指標和獎金目標，往往被這些嚴酷現實撞得粉碎。

Blueprint for Better Business(我是這家機構的一名受託人)最近舉行了一次會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納瓦•阿什拉芙(Nava Ashraf)在會上表示，企業行為如果與其宣稱的理念不一致，空談目標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研究表明企業員工“如果將全部精力都用於應付這類説一套做一套的風氣，就無法好好完成工作”。

瓦拉巴和貝托裏尼賦予工作的意義實在太過崇高，看起來似乎遙不可及。在某些文化中，類似把愛帶到辦公室這種美國式的浮誇言辭又顯得過於荒唐，很容易格格不入，受人嘲笑。拜託，請不要這麼激情澎湃，我們是英國人。

這類冷嘲熱諷本身非常危險。憤世嫉俗者假定所有大談目的的'組織肯定都是在撒謊，或至少隱瞞了糟糕的真相。這會令企業退回到舊式的傳統做法：在一個部門做一件無可挑剔的好事——通常稱之為企業的社會責任——藉此暗示公司其他部門所有人，他們應該幹好“真正的工作”。

在一次晚宴上，一家藍籌公司的董事長的妻子曾斥責我，她的丈夫一直致力於實現嚴格的社會責任目標，卻不能公佈自己取得的進展，就是因為擔心記者會窮追不捨，試圖找出一件違背道德倫理的事情。

我並不接受這樣的指責。企業需要一些懷疑，以阻止它們做出見利忘義的行為。如果它們制定了遠大的目標，卻做不到——比如立志打造“清潔”汽車，卻欺騙用來測量這些汽車有多清潔的系統——會令那些制定了明確目標的企業更難取信於人。

不過，全然的不信任會妨礙企業採取使利潤與宗旨相一致的初步舉措。正如Grant Thornton UK的首席執行官薩沙•羅曼諾維奇(Sacha Romanovitc)在Blueprint會議上所講，應允許企業領導人談論進展不順利的地方，“而不會因此被擊垮”。

個人力量在推動工作目的性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瓦拉巴對《哈佛公報》(Harvard Gazette)表示：“我們很樂觀，而且充滿希望，我們相信自己正在推動世界前進。我們可以將精力投入到這裏，而不用去推動那些我不喜歡的事情。”母親所罹患的大腦疾病就隱藏在她的DNA裏，對病痛的恐懼驅使着她和丈夫去尋找這種疾病的治療方法。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這樣激烈的鞭策去採取行動。對於大多數人來説沒必要懷着自己的全部理想投入到工作中去。這甚至並不可取。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可能意味着虧欠家人朋友。但認定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則是喪失理想、渾噩度日、自欺欺人(這一點是最可怕的)的安慰劑。那些對工作毫不在意的人，可能在家的表現會有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

只要在工作中加入一點兒目的性，那種驅動瓦拉巴和貝托裏尼去工作的目的，就可以讓工作更充實，上班效率更高，而且——聽起來可能有些理想主義——還會讓企業和整個社會變得更快樂、更人性化、更繁榮。

對最好的工作應該有意義、或最好的企業應該有目的這樣的想法冷嘲熱諷，本身就像一種疾病，會蛀空對企業的信任，直到其徹底垮掉。人們應該與玩世不恭作鬥爭，因為貝托裏尼説得對，生命短暫。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