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論爲官之道,好人未必是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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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定律：地方越窮人們越想做官 時下人們想發橫財，無非是兩個路徑：一是違法經營，如走私販毒；二是行政壟斷，以權謀私。 難怪有人說：要想富，當幹部，不種地來不養牛，大筆一揮成了暴發戶。 最近幾年，國內不斷有買官的事在媒體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罷官判刑。如果讀者細心，留意一下案發地點，這類案件，都差不多發生在貧窮省份，或者是發達省份裏的貧窮地區。貧窮地區何以頻頻出現買官現象呢？經濟學的解釋，是經濟人的本性所致。 所謂經濟人，有兩層含義：一是說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 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會尋求在侷限條件下實現利益最大化的辦法。比如貧窮地區，人們收入低，投資沒本錢，做生意沒市場，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與政府扯上關係。因爲這些地方，國有經濟比重高，而國有經濟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進政府的門，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沒你的飯碗，國家的大鍋飯肯定與你無緣。 曾聽朋友講過一個笑話。說是春節期間，有一民工南下打工， 由於人多擁擠，不小心打破了火車上的玻璃。列車長讓他賠，他說， 火車是國家的，國有資產是全民資產，也有我一份，國家的東西我什麼都不要了，就要現在這塊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賠了。可列車長說，這塊玻璃不是你的，弄壞了還得賠。此事是否當真，筆者無從查考，但它至少說明了一個道理，國有資產說起來是全民資產，但平頭百姓卻沒有支配權。國有經濟，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制經濟，政府所有的東西，都是由官員支配的。 設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鐵道部門的某位局長，列車長會讓他賠嗎？也許列車長解釋說，民工乘車是因私；局長乘車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種特權，損壞東西可以不賠，你說誰不願去因公呢？所以貧窮地區人們想當官，多半是看透了當官與國有經濟的特殊關係。 民以食爲天，人要生存，一日三餐，頓頓不能少。別看吃飯是平常小事，可當不當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飯店吃飯，肯定得自己出錢，可當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發票，回單位報銷的。 不僅吃飯如此，坐車也一樣。老百姓出門，得自己掏錢擠公交車；一般幹部，可以讓單位派車，官大一點的，可以有專車。總之，只要當上官，像吃飯坐車一類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費。就衝着這一點，你說貧窮地區想當官的人能不多嗎？ 時下人們想發橫財，無非是兩個路徑：一是違法經營，如走私販毒；二是行政壟斷，以權謀私。第一個辦法，雖有暴利，但利大風險也大，若有閃失，就會人財兩丟。這種掉腦袋的事，非虎豹之膽的人不能爲也；而行政壟斷則不同，大權在握，呼風喚雨，賺起錢來堂而皇之。像過去價格雙軌制時，利用內外價差漁利，不知養肥了多少人。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爲數不少。老百姓管這些人爲“官倒”，爲什麼叫“官倒”？因爲像批地、倒批文這種營生，沒有官位，手中無權，定然是倒不成的。 難怪有人說：要想富，當幹部，不種地來不養牛，大筆一揮成了暴發戶。既然當官能無本生利，大家看在眼裏，明在心頭。尤其是貧窮地區，人們發財無門，可又窮則思變。故千軍萬馬往官道上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實權越大通常難做大官 對實權越大通常難做大官的現象，經濟學還有一種解釋：就是民主失靈。政治市場的選擇，通常奉行的是多數通過規則。 而沒有實權的幹部，人家既不找你批項目，也不管你要資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賄的人更少。這樣升遷的機會，反而比起實權幹部來要多得多。 官場確實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就是年輕時實權大的，往往難當大官。爲什麼呢？經濟學的第二假定，叫資源稀缺假定。如果從經濟學角度看，實權也是一種稀缺資源，實權越大，就越稀缺。市場上稀缺的東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供不應求，競爭自是激烈得多。所以當官有了實權，就會有人惦記，有羨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還有不少則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實權的人，除非你鋼鑄鐵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計，陰溝裏也會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個三長兩短，被人抓了把柄，不僅升官無望，就連現在的職位，也是凶多吉少，去日不多也。 對實權越大通常難做大官的現象，經濟學還有一種解釋：就是民主失靈。政治市場的選擇，通常奉行的是多數通過規則。比如選某人當處長，必須有多數人贊成才行。從理論上說，“多數通過”無可非議，它比一個人亂點鴛鴦譜，不知要強過多少倍。但難點在於，什麼叫“多數通過”？經濟學講多數，至少有兩個層面的含義：即少數人中的多數與多數人中多數。還是以選處長爲例，倘是由3個局長（一正兩副）決定，則“多數”是兩人；若是由全機關人員選舉，“多數”可能是幾十、甚至上百人。要知道，局長選人與一般幹部選人，角度會有不同。局長選出的處長，與普通幹部選出的處長，大有可能不是同一個人。如果以局長們的選擇爲準，雖然也是多數通過，但結果卻不能代表全局多數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這裏就失靈了。 正是這種少數人選人，使得握有實權的年輕幹部，往往難做大官。假設某處長，管着工程發包。工程發包，是讓許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來，那些比處長官大的，就可能寫條子，給處長介紹工程隊。處長手裏一個工程，也許要收20個條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婦難爲無米之炊，處長只能權衡厲弊，把工程包給某重要領導介紹的工程隊。可是，處長討好了一個領導，卻得罪了19個上司。將來開會研究他的提拔時，一個人贊成，19個人反對，結果會是什麼情形，人們可想而知。 再有，那些官大的寫條子，沒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送票子。即使這個處長不收禮，100人送錢，拒絕了99個，而其中一個是丈母孃介紹的，就收下了。可不料東窗事發，結果被人告到紀委，紀委辦案，不是看你拒賄多少次，而是看你有沒有受賄，是一票否決。哪怕是一次，該撤職的就得撤職，該法辦的就得法辦，法紀無情嘛！所以年輕的實權幹部當大官，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敗的概率是99％。而沒有實權的幹部，人家既不找你批項目，也不管你要資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賄的人更少。這樣升遷的機會，反而比起實權幹部來要多得多。 第三定律：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這樣的“好人”，卻未必是一個好官。因爲當官，本身就是一種責任。履行職責就得辦事，可一旦辦起事來，就沒有不得罪人的。 辦好事要得罪壞人，辦壞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無所事事的人，才什麼人也不得罪。像寺廟裏的菩薩，啥事也不做，所以不會得罪任何人。 這裏講的“好人”，有特定的含義，即“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評過的那種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的人。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好好先生”，不乏其人。在領導看來，缺點不明顯；在羣衆眼裏，印象也不壞，所以這些人做起官來，大多春風得意，平步青雲。 其實，這樣的“好人”，卻未必是一個好官。因爲當官，本身就是一種責任。履行職責就得辦事，可一旦辦起事來，就沒有不得罪人的。辦好事要得罪壞人，辦壞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無所事事的人，才什麼人也不得罪。像寺廟裏的菩薩，啥事也不做，所以不會得罪任何人。 我們共產黨的幹部，總不能當菩薩吧？假如你要維護公平的競爭環境，要打擊假冒僞劣，那麼那些製假販假的，就會對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裏去扒你家的祖墳。倘若你辦了壞事，如損公肥私，好人又饒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時要敢於得罪壞人，得罪的壞人越多，說明你當官就越稱職。 可問題也就出在這裏。時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個複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態各異。若是搞起民主測評來，做事的，就往往比不過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又是另一種民主失靈。所以人們選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選票，但又不能只比選票。正確的辦法應是，堅持多數人選人與“多數通過”規則，並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集中。我們的社會，畢竟好人是多數，壞人是少數。如有70％選民通過，就已是一個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選票，也許此人是一個“好人”，但作爲一個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難想見，如果我們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導下，能把多數人贊成的人選出來，並委以重任，官風必能大變。這樣一來，過去那些八面玲瓏、只謀人不謀事的人，就沒了市場；而那些剛正不阿、敢爲老百姓辦事的人，也沒了後顧之憂。其實，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因此要容許幹部犯錯誤。尤其現在改革時期，好多事情前無古人，我們不得不摸着石頭過河。既然是靠摸石頭過河，就得允許有閃失。求全責備，誰敢開拓創新呢？現在確實有些人，自己無所作爲，卻總在背後指手畫腳，這個不行，那個不對，但究竟如何辦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說不練，那麼我們的事業靠誰去推動呢？中國的改革，歷來服從一個規律：突破在地方，規範在中央。農村改革如此，企業改革也如此。倘若當初改革不準試驗，只能包對不錯，中國的改革斷不會有今天的局面。 經濟學不反對你做“好人”，但發展經濟，卻需要的是好官。我們的分析證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筆者的建議是：爲了國家的強盛，事業的勃興，最好不要讓“好好先生”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