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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磊磊:世界是由文藝青年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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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是由文藝青年改變的

六神磊磊:世界是由文藝青年改變的

作者:六神磊磊(專欄作家,著有《你我皆凡人:從金庸武俠裏讀出來的現實江湖》)

曾有人這樣解釋文藝青年——“窮且追求與衆不同的人”。假如按照這個標準,孔子將光榮地成爲最早、最知名的文藝青年之一。

孔子是窮困習慣了的,自稱“吾少也賤”,成年後還有過連續幾天沒飯吃,餓到臉發黑。但作爲文藝青年的先驅,在時人的眼光裏,他的生活方式很可能被認爲是挺裝蒜、挺矯情。

他是衆所周知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而且鍾愛一種以偉大的神農氏的姓氏命名的小資食品——姜,且十分注意攝入的分量,文藝而優雅。他對料理的形狀、桌席的陳設、食材的新鮮都講究到了苛刻的地步,甚至會因爲廚師的刀工不佳而拒絕就餐。

在客觀條件有限時,他也會表現得隨遇而安,吃簡單的食品,枕着胳膊就能快樂地睡覺,並不忘更新一下朋友圈:“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這句話是如此富有新媒體氣息,總讓人忍不住想借給老人家一支自拍杆,好方便他配發圖片。

我們很難想象,二戰中叱詫風雲打敗希特勒的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居然也是塊畫畫的料,英國宮廷畫家約翰·拉沃瑞爵士評價的那樣:“如果不是從 政,他將會成爲一名偉大的畫家。”

孔子和伽利略:中西不同的文藝範兒。

如同人們所揶揄的那樣——文藝青年們常常是互相憐愛的。對於那些同樣文藝範兒的人,孔子總是表現出掩飾不住的欣賞。

例如有一個叫榮啓期的人,是個窮遊愛好者,年紀雖然老邁,卻常喜歡穿着鹿皮製成的炫酷衣服,敲打着樂器,吟唱着詩文,孤獨地在野外遊逛。孔子對這個人就喜歡得緊,曾經和他談得娓娓忘倦。

此外,作爲一名教師,每逢學生集體回答問題時,孔子一定會給那個最文藝的答案判最高分,屢試不爽。

比如他詢問學生們的人生志趣,同學們紛紛作出了抱負遠大的回答,包括治國理政、經邦濟世等,卻都僅僅獲得了孔子的平淡迴應。唯獨一個叫曾皙的學生的回答,由於非常文藝範兒,被孔子大加讚賞,判給了最高分。

這個答案就是大名鼎鼎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場景是如此地文藝,翻譯成現代的表達方式,堪稱是一場經典的說走就走的旅行。

和今天的許多文藝青年一樣,孔子還花了大量精力在看似徒勞無益、不直接增加社會財富的事物上,所謂“多能鄙事”“博學而無所成名”。據說他“善御”,馬車駕得很好;還能射箭,相傳曾演射於矍相之圃,觀衆如堵;他還會親手演奏各種樂器,在餓着肚子時也能彈個不停。

和孔子一樣,所謂的“多能鄙事”,沉湎於一些貌似完全無用的活計,並非是中國文藝青年纔有的毛病。國外許多偉大的文藝青年也是如此。

例如堪稱16世紀人類最強大腦之一的伽利略,就可謂是當時“多能鄙事”的文藝青年的代表。

此君在22歲時,就已被人拿來和上古先賢阿基米德相提並論,然而他卻不肯專心做理科超男,而是常常文藝情懷氾濫。他似乎覺得數學、物理學、天文學都尚不足以填滿腦子,仍然着迷於古籍、詩文、音樂、歌曲、繪畫甚至蔬果園藝栽培。

24歲那年,他在佛羅倫薩研究院作演講。作爲名噪一時的科學奇才,他的演講內容不是慣性,不是單擺,不是重力,而居然是——《神曲》。

直到去世時,伽利略還提出了個特別文藝的遺願——希望葬在米開朗基羅的身旁。他是一個將文藝堅持到死的人。

1914年,希特勒的畫作,《慕尼黑舊的居住庭院》。

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教你如何風雅生活。

科學家都能文藝至此,更毋庸說文學家。比如托爾斯泰,據說也是個“多能鄙事”的人物,是一位頗富工匠精神的手工藝愛好者,在書房旁專門設置了做手工活的車間,陳列着榔頭、鐵鉗、鋼鋸、銼刀等各類傢什,甚至還有幹活專用的圍裙。

託翁製作牛皮靴的故事廣爲流傳——據說他曾經親手製作了一雙工藝精良的高筒皮靴,作爲送給大女婿的禮物。女婿豈敢當真穿?於是將皮靴鄭重無比地擺上了書架,並貼上標籤:托爾斯泰文集第13卷——此前《托爾斯泰文集》剛出版了12卷。

有的偉大人物甚至把“如何文藝地生活”當成一件大事來鄭重研究,比如巴爾扎克,一個堪稱是文學史上的拿破崙的巨人。

近年來,有一本名叫《格調》的書曾在國內風靡,從圍巾面料的選擇到花園柵欄的設計,它都有涉及,被不少國人當成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指南。然而,在保羅·福塞爾撰寫此書上百年前,巴爾扎克就在超級繁忙的寫作計劃之中,抽空寫了一部類似的《風雅生活論》。

巴爾扎克興致勃勃地把人分成三個等次——“勞動者、思想者、有閒者”,並將其分別和三種生活方式對應——“勞碌生活、藝術家生活、風雅生活”。這簡直就是當今網上的分類法——普通青年、文藝青年、二B青年的翻版,觀之讓人忍俊不禁。

在這本集子裏,大作家、大文藝青年巴爾扎克津津樂道地指導人們“有趣味地花錢的藝術”,包括怎麼穿衣服、怎麼裝飾房子,甚至怎麼擡腿走路,以便成爲一個文藝而優雅的新貴。對於一些不夠酷、不夠文藝的生活方式,他是相當鄙視的,例如給傢俱和裝飾品都套上套子,他覺得那將喪盡逼格。

尤其讓後世文藝青年們心有慼慼的是,巴爾扎克甚至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來研究咖啡!這也難怪,他的《人間喜劇》據說就是用五萬多杯咖啡澆灌出來的。

當然,上述的文藝青年都有着超人的才能稟賦,才終於成爲文化史上的巨人,改變世界。不過,歷史上也有許多文青,他們天賦平平,卻也分別用各自的方式影響了時代的走向。

理查德·費曼,美國物理學家。196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費曼永遠對周圍的世界感到好奇,興趣廣泛、積極嘗試、學啥像啥且都頗有所成:他學開 保險櫃成了“神偷”;玩邦戈小鼓使他的舞團得到美國第一、巴黎第二;研究馬雅古文明的象形文字,達到能鑑別古抄本的水平。

唐朝的文藝範兒是什麼樣的?

橫跨四個世紀的中國唐朝以詩歌出名。在唐朝最繁榮的時候,有一位著名的王公,就是個典型的資質平凡卻又真心熱愛文藝的人,叫做岐王李範。

李範原名李隆範。當他的兄長李隆基成爲皇帝之後,他就按照慣例去掉了名字裏神聖的“隆”字。

李範是一個純粹的文藝愛好者,地位相當於大唐詩歌俱樂部名譽主席。他好學、工書、愛儒士,不甘於一味奢靡縱慾,而是更追求富有文藝格調的生活,幾乎一生都在努力親近文藝工作者。

在住所的裝潢上,他也極力和自然環境相貼近,顯得文藝、雅緻而富有情趣。有詩歌記載說,他的一處居所是“隔窗雲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環境優雅如斯,非常適合召開文藝座談會。

由於他提供的良好環境,以及對文藝工作者們“無貴賤爲盡禮”的態度,他的家成爲詩人名流的集散地。各個階層、各個年齡段的藝術家都頻繁出入於他的沙龍。大詩人杜甫、王維、音樂家李龜年都是他府上的常客。

甚至有一種說法稱,少年王維是直接得到了他的推薦,才逐漸蜚聲長安的。不然王維的人生軌跡都要因此改寫,唐詩的歷史也將因此改變。

我們有理由認爲,李範本人的詩寫得一般,至少不夠優秀。他自己沒能在《全唐詩》裏留下哪怕一首具有影響力的作品,但他卻是個實實在在推動了唐詩繁榮的文藝青年。

說到李範,我們還會想起他的妹妹——玉真公主。這位貴族女士身上有着一種如今更飽受爭議的標籤:文藝女青年。

我們對這個詞常懷貶義,甚至惡毒地想象她們“一路挨炮去西藏”。然而玉真公主在唐詩史上的作用非常重要,王維和李白都先後得益於她的推薦。有記載說,王維正是用一首琵琶曲《鬱輪袍》以及多首秀麗的詩句,纔打動了她,獲得了大力推介宣傳。

不過,文藝女青年只能像玉真公主那樣,憑着特殊的貴族身份才能參與文學活動嗎?當然不是。中國女文青常常富於才情,甚至成批地涌現出傑出人才。她們幾乎沒有缺席中國的任何一次大的文學浪潮,無論唐詩還是明清的戲曲小說。

薛濤,這個和劉採春、魚玄機、李冶並稱“唐朝四大女詩人”的尤物,可謂是唐代最知名的女文青。她的寓所位於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和大名鼎鼎的杜甫草堂相鄰,是唐詩愛好者們嚮往的又一傳奇聖地。

薛濤的傳奇,很難用一句話簡單概括。她和當時最風流知名的詩人元稹、韋皋談戀愛,和白居易、劉禹錫、杜牧等詩壇的泰斗相唱和。她是一個文藝的“紙控”,不能忍受乏味難看的紙張,專門製作了桃紅色的精美小箋來寫詩,引發無數後世文青爭相效仿,成爲著名的“薛濤箋”。

在唐詩的聖殿裏,她絕不是隻是憑姿色和“薛濤箋”湊熱鬧的。“平臨雲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四十州。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她的這一首《籌邊樓》,氣勢之雄壯,議論之豪邁,即使放在盛唐也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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