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爲生平介紹

康有爲生平介紹

寄語：康有爲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舉憲法的旗幟對封建專制進行質疑和挑戰的學者和改革家。雖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顯的歷史侷限性，但是這並不妨礙他作爲近代中國憲法思想啓蒙的第一人。康有爲生平介紹送給各位讀者，歡迎閱讀。

早年求學

咸豐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康有爲生於廣東南海西樵山銀塘鄉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康贊修，官至連州訓導；其父康達初，官任江西補用知縣；從叔祖康國器，護理廣西巡撫，曾經參加過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康有爲少年時期師從康贊修、朱次琦，他們都崇信宋明理學，因此，康有爲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企圖開闢新的治學道路。學習一段理學之後，便對理學也不贊成了。因爲理學僅言孔子修已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康有爲五歲能誦唐詩數百首。六歲時跟從簡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和朱熹所注《孝經》，康有爲十一歲時父親去世，跟隨祖父接受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攻讀經史。這時，太平天國失敗不久，他“頻閱邸報，覽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康有爲再應童子試不售，就致力於科舉考試和八股文。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見《瀛寰志略》、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光緒二年（1876年），他應鄉試不售，跟從朱次琦學習。朱次琦教學重四行五學：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是經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主張濟人經世，不爲無用之空談高論；“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康有爲受其影響，“以聖賢爲必可期”，“以天下爲必可爲”。又攻讀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人論述歷史的著作，於是“議論宏起”。光緒四年（1878年），繼續跟隨朱次琦讀書，攻讀《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注》諸書，以及《楚辭》、《漢書》、《文選》諸文，“大肆力於羣書”。不久，以日埋故紙堆中，汨其靈明，漸厭之，乃“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爲聖人則欣然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國家的危亡，現實的刺激，使他對傳統的文化學術發生懷疑。

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二十二歲那年離開朱次琦，一個人到西樵山白雲洞讀書，讀了不少經世致用的書，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同年又遊了一次香港，使康有爲大開眼界。以後續繼閱讀《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爲講西學之基矣”。這一年是康有爲從中學轉爲西學的重要開端。光緒八年（1882年），康有爲到北京參加會試，迴歸時經過上海，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並收集了不少介紹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學的書刊。經過學習，康有爲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朝的腐敗，使年輕的康有爲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西方的強盛，康有爲立志要向西方學習，藉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從此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長興講學

光緒九年（1883年），“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遊記皆涉焉”。創《不裹足會草例》，規定入會的人皆不能裹足，凡是已經裹足而重新放足的，都給予表彰。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兩廣受到法國侵擾。康有爲“感國難，哀民生”，獨居一樓，“所悟日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蝨如輪，見蟻爲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俯讀仰思，“日日以救世爲心，刻刻以救世爲事”。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爲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當年九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

光緒十七年（1891年），康有爲徇陳千秋、梁啓超之請，在廣州長興裏萬木草堂開始講學。講學內容主要是“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公法比例推斷之”，“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併爲變法運動創造理論。先後寫了《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著作，這兩部書都是在尊孔名義下寫成的。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宣佈爲僞造的文獻。後一部書把本來偏於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滿懷進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觀念的人。康有爲的這些看法，雖都不科學，但他的改革精神卻在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而對封建頑固守舊分子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因而這兩部書被他們視爲異端邪說。次年，康有爲將講堂移至廣州衛邊街鄺氏祠。

光緒十九年（1893年），仍講學於衛邊街。同年冬，遷草堂於府學堂仰高祠，這時康有爲已有一百多個學生了。光緒二十年（1894年），康有爲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這本書經多次修補，後來定名爲《大同書》發表。《大同書》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這當然是荒謬的。康有爲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在從容不迫地爲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之後，康有爲積極地進行了變法實踐。同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又一次慘敗。

醞釀變法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瓜分危機更是迫在眉睫。康有爲趁入京應試的機會，聯合各省應試舉人1300餘人，於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聯名請願，發動“公車上書”。他在“公車上書”中，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提出“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國綱領。認爲變法着重在富國、養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國之法有六：一、鈔法，戶部用精工造鈔票，設官銀行，以擴充商務；二、建築鐵路，收我利權；三、製造機器、輪舟，獎勵新制造，並發展、保護民營工業；四、礦務，開設礦學，請比利時人教導勘測，選才督辦，不濫用私人；五、鑄銀，各省設鑄銀局，以塞漏卮；六、郵政，設郵政局。養民之法有四：一、務農；二、勸工；三、惠商；四、恤窮。教民之法則爲分立學堂、開設報館，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這是康有爲的第二次上書，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幕。

“公車上書”被拒絕代呈，光緒帝沒有看到。不久榜發，康有爲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康有爲又於同年五月初六日呈送《上清帝第三書》，提出了變法的步驟，指出自強雪恥之策有四：即富民、養民、教士、練兵，而如何審端致力於上述四策，則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廣其選”、“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賢，下情達”。這次上書由都察院代呈，光緒帝第一次讀到他的上書。接着，他又上《第四書》，再次籲請“尊賢而尚功，保民而親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並正式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但又被頑固派拒絕代呈。康有爲在不斷上書光緒帝，以爭取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時，又“日以開會之義號之於同志”，認爲“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羣不可”，“合羣非開會不可”。於是先辦《萬國公報》，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二十七日創刊於北京，“遍送士夫貴人”，使之“漸知新法之益”，“告以開會之故”，並於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強學會，又名譯書局，也叫強學書局。參加強學會的還有梁啓超、陳熾、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鈞、楊銳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強學會成爲改良派與帝黨相結合的政治團體。《萬國公報》後改爲《中外紀聞》，於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正式出版，雙日刊，有閣抄、新聞及“譯印西國格致有用之書”，譯印後每加附註，論說不多。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後黨御史楊崇伊上疏彈劾，“請飭嚴禁”。強學會被改爲官書局，專欲“譯刻各國書籍”，不準議論時政，不準臧否人物，這樣，“專爲中國自強而立”的強學會已違失原旨。康有爲在北京發起籌組強學會後，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遊說張之洞，在南北之匯的上海設立強學會，“以上接京師，次及於各直省”。十月，上海強學會成立，擬定章程，說明設立的目的是通聲氣、聚圖書、講專門、成人才、扶“聖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強學報》，以孔子紀年，欲“託古以改今制”，宣傳設會辦報，倡導維新變法。北京強學會被劾奏，上海強學會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礎上創辦《時務報》，由梁啓超任主筆，鼓吹康有爲的變法主張，議論敏銳，文字新穎，在當時影響廣泛。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康有爲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爲撰寫了兩部有關明治維新史的專著。一部是《日本書目志》，同年冬由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宮博物院發現的《日本變政考》。據日本學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閱讀日本書籍的過程中，他對明治維新的史實進行不少改動和捏造，藉以適合中國當時變法改制的需要。這些改動大都和作者所建議的具體變法措施有着密切關係。”次年一月，光緒帝下令康有爲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四月，他和梁啓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

戊戌干將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六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爲，任命他爲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戊戌變法之初，在康有爲的幕後主持下，光緒帝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此後，康有爲迭上奏摺，對政治、經濟、軍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包括擬定憲法、開制度局、禁止婦女纏足、裁冗官、置散卿、廢漕運、撤厘金、裁綠營、放旗兵、廢八股試帖楷法取士、改書院、廢淫祠等，希望中國有一個不要根本改變封建制度而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憲法；要求保護工商業，予中國資本主義適當的發展；要求重練海陸軍，挽救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機；要求廢科舉、辦學校，以培養新的人才。這時，他還和梁啓超、譚嗣同、楊深秀等積極策劃推行新政。

“百日維新”期間，新舊鬥爭異常尖銳，例如廢八股疏上，後黨即多方阻撓，公開宣稱嫉惡康有爲如仇敵，說是“搖惑人心，混淆國是”；還有人嚴參康有爲，說其“聚集匪徒，招誘黨羽”，“遍結言官，把持國是”。康有爲和御史宋伯魯、楊深秀等予以反擊。但是，後黨掌握了軍政實權，而光緒帝則只有起草上諭權。七月中旬，後黨懷塔布、楊崇伊先後到了天津看榮祿，陰謀策劃政變，推翻新政。光緒帝先後發出兩次“密詔”，擔心“今朕位幾不保”，並明諭康有爲“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爲離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訓政”，戊戌政變發生。

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爲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爲顧問，甚至付以事權。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四（9月19日）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不過，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爲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爲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八月初五（9月20日）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爲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儼然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慈禧太后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嚴重，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逃亡海外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佈“臨朝聽政”，光緒帝被軟禁，戊戌六君子被殺。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爲經由吳淞、香港到達日本，他在途中發表公開信，說是“天禍中國，際此奇變”，稱慈禧太后爲“僞臨朝”，稱幽廢光緒帝爲“罪大惡極”，並將“密詔”改竄露布，提出“無徐敬業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詔出外求救”。接着，康有爲發出《奉詔求救文》，首數慈禧太后大罪十條，繼言光緒帝“勤政愛民，大開言路”等“聖明”。說明自己“過承知遇，毗贊維新，屢奉溫室之言，密受衣帶之詔”，準備“奉詔求救”。當他在香港時，就想“動身到英國去”，並“先告英使署參贊及上海領事、香港總督，請其電英廷相救”。還謁見英國子爵柏麗斯輝，“請其出力相救”。他的弟子梁啓超在逃亡途中上書伊藤博文，請他與英、美諸公使商議揭破慈禧太后“欲殺寡君之陰謀，詰問其幽囚寡君之何故”。等到了日本，康有爲又請文部大臣犬養毅予以支持；又上書同文會領袖近衛篤麿，說明“受衣帶之詔，萬里來航，泣血求救”。這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陳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借敦友誼，曾託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爲示意。康有爲表示自己奉有“密詔”，不便和革命黨人往來，拒絕合作。孫中山又通過日本人的關係，組織一次孫、陳、康、樑的會談，商討合作方法，康有爲不到會，派梁啓超爲代表，沒有談出什麼結果。孫中山復派陳少白往訪，梁啓超導陳見康，陳少白反覆辯論至三小時，請康有爲“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曰：“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臺之厄，其他非餘所知”。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清廷向日本交涉，不準康有爲留日。

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務省贈以旅費，康有爲自橫濱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溫哥華、烏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說：“惟我皇上聖明，乃能救中國”，希望華僑“齊心發憤，救我皇上”。旋渡大西洋赴美國，企圖運動美國政府幹涉中國內政，扶助光緒帝重掌政權，未能實現。又重回加拿大，於六月十三日（7月20日），與李福基等創設保皇會，亦稱中國維新會。《會例》指出：“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黃種爲主”，準備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門各埠設會，以澳門《知新報》和橫濱《清議報》爲宣傳機關，以保救光緒帝，排除慈禧太后、榮祿、剛毅一夥頑固勢力爲宗旨。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說要保國保種非變法不可，要變法“非上聖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的都是會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國”聯繫起來，把光緒帝和變法聯繫起來，“救聖主而救中國”，在海外頗有一些號召力。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下令，嚴命李鴻章將康有爲、梁啓超在廣東本籍的祖上墳墓盡皆剷平，以儆兇邪。清廷又命閩、浙、廣東督撫懸賞10萬兩，緝拿康有爲、梁啓超，呈驗屍身，亦一體給賞。如願得官階，亦必予破格之賞。如有購閱所發報章者，嚴拿懲辦，並將所著各書嚴查銷燬。這時，義和團運動展開，他主張“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先訂和約以保南疆，次率勁旅以討北賊”，說是光緒帝復位，就能“輯睦外交”，“中國可安，億兆可保”，醞釀“討賊勤王”。結果，實際活動的唐才常在漢口事泄被殺，演成自立軍悲劇。

反對民主

義和團運動以後，推翻清朝封建統治逐漸成爲時代主流。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章太炎在東京《國民報》上發表《正仇滿論》，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齒於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清廷腐敗，“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不能“隱愛於光緒皇帝一人”，處於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爲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革命形勢的發展，連康有爲的弟子梁啓超、歐榘甲都有些搖惑，康有爲很是焦慮，連函切責。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發出《答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文，前文對梁啓超等“搖於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爲事，則既倒政府之後，皇上覆闢，即定變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矣”。康有爲以爲革命自立是“求速滅亡”，而立憲可以避免“革命之慘”，不準各埠再言革命，不準保皇黨人稍涉遊移，再三“佈告同志”：“本會以保皇爲宗旨，苟非皇上有變，無論如何萬不變。若革命撲滿之說，實反叛之宗旨，與本會相反者也。謹佈告同志，望篤守忠義，勿聽莠言，僕與諸公既同爲保皇會人，僕以死守此義，望諸公俯鑑之。”表示死守此義，保皇不變。這時，康有爲寫了《孟子微》、《論語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以及《大同書》。隨着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趨沉淪，“大同”三世學說也起了變化，說是孔子之時，“身行乎據亂”，是“亂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於隋、唐，應該進化到“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後，“至今千載”，中國應該“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漢的崇“刑名法術”，王莽、劉歆的“創造僞經”，晉代以後的“僞古學大行”，以致“微言散絕”，“三世之說，不誦於人間；太平之種，永絕於中國”，而二千年的中國，只是“篤守據亂之法以治天下”。據此而言，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不過是“亂世”，並非“小康”，與戊戌變法前的“三世”說已不同了。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爲論革命書》，把康有爲等人奉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光緒皇帝斥爲“載湉小丑”，沉重打擊了改良主義。接着，孫中山發表《敬告同鄉書》，明確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號召劃清革命與保皇的界限。而康有爲則漫遊各地，離印度、居香港。光緒三十年（1904年），自香港至檳榔嶼，自檳榔嶼赴歐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力主立憲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春，康有爲自加拿大南遊美國。同年秋，康有爲赴歐洲，不久回到美國，撰《物質救國論》，以爲中國之病弱，在於不知講物質之學。同年，中國同盟會成立。爲了抵制革命，清廷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頒佈預備立憲。正在歐洲漫遊的康有爲大喜過望，九月四日，發出《佈告百七十餘埠會衆丁未新年元旦舉大慶典告藏，保皇會改爲國民憲政會文》，準備於丁未新年元旦行大慶典，宣佈舊保皇會“告蕆”，新開國民憲政會。宣稱“向日之誠，戴君如昔”，“開天之幕，政黨我先”，希望重溫立憲之夢。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十日，保皇黨人在紐約召開大會，康有爲自歐洲趕來，正式定名爲帝國憲政會，對外則稱中華帝國憲政會。在章程第二條中申明：“本會名爲憲政，以君主立憲爲宗旨，鑑於法國革命之亂，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憲萬不能行於中國，故我會仍堅守戊戌舊說，並以君民共治、滿漢不分爲本義，凡本會會衆當恪守宗旨，不得誤爲革命邪說所惑，致召內亂而啓瓜分。”第三條申明：“本會以尊帝室爲旨。”帝國憲政會成立後，康有爲企圖回國從事政治活動未果，指使梁啓超等人與清朝皇室貴族、國內立憲分子聯繫，又借用僑商名義寫了請願書，請求召開國會並且制定國家憲法。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初一日，清廷宣佈自本年起第九年召開國會，再於下月頒佈《憲法大綱》。這個《憲法大綱》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專制制度。革命派採取了堅決反對的立場，而保皇派則表示擁護。《憲法大綱》頒佈不到兩個月，光緒帝就“龍馭上賓”了。康有爲又說帝國憲政會“本以保皇爲事，忠義昭著”，“應發討賊之義”，但是榮祿早死，慈禧太后也卒，康有爲的宣傳已經時過境遷，於是宣稱光緒帝之死是由袁世凱下毒所致，於是簽名上書監國公，請求殺賊以報光緒帝之仇。

宣統二年（1910年），康有爲用帝國憲政會的名義草書請求召開國會，指出“若待九年，恐國非其國”，請“立下明詔，定以宣統三年開國會”。這時，保皇會與國內的國會請願會聯繫頻繁，擬於年底改帝國憲政會爲帝國統一黨，向清政府民政部申請註冊，說是“不曰會而曰黨，乃合全國人士與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廣大之”。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嚴制國會請願。四月，清廷組織皇族內閣，康有爲對奕劻並不信任，一些保皇會員在海外製造輿論，散佈揭貼，說是“今舉中國之敗壞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爲之而已；阻撓立憲，阻撓國會，非他人，皆奕劻一人爲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開國會，則爲舉國公敵，爲賣國大賊”。五月，康有爲赴日本，初住箱根，後移居須磨。八月，武昌起義爆發。康有爲聽到消息之後，憂心如焚，仍持“革黨必無成”之說，想“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還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說：“人知革之無成，士大夫皆思吾黨而歸心”，“他日國會開時，吾黨終爲一大政黨，革黨亦自知無人才，不能爲治也”。

尊孔保皇

辛亥革命後，康有爲於民國二年（1913年）以母喪歸。在國外15年，至此歸國。去國時是一個進步的維新運動領袖，回國時卻是一個保守的人了。袁世凱邀請他去北京，作爲袁世凱政權的點綴。康有爲沒有答應，這是爲了記住袁世凱出賣戊戌變法的舊恨，反對袁世凱乘着革命危機逼垮了清朝。葬母完成之後，他又移居上海，辦《不忍》雜誌，主張“以孔子爲國教，配享天壇”，說是“若今不尊孔，則何從焉，將爲逸居無教之民歟？暴戾恣睢，以快嗜慾，而近於禽獸乎，則非待烹滅絕種而何？”戊戌變法前的孔子，在康有爲的心目中是“維新”的孔子；這時的孔子，卻是封建勢力的代表者了。

民國五年（1916年）三月，康有爲電請袁世凱退位。六月，袁世凱逝世，康有爲電大總統黎元洪，希望早日召開正式的國會，又請求“以孔子爲大教，編入憲法，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縣學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廢汗菜，勿得以以他職事假賃侵佔”。

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爲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勳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康有爲遭通緝，潛逃上海，此後又長期隱居茅山。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康有爲發表《請誅國賊救學生電》，首謂“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賣國，以自刈其人民，斷絕其國命久矣”。繼稱“幸今學生髮揚義憤，奉行天討，以正曹汝霖、陸宗輿之罪。舉國逖聞，莫不歡呼。

晚年生活

民國十二年（1923年），康有爲遷居青島匯泉灣畔，購宅居住，題其宅爲“天遊園”。後其幾個子女在青島讀書時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島時，有意興建大學，並擬好大學章程，後因膠澳商埠督辦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罷。晚年，爲青島的優美風光寫下了不少詩作，其若干詩詞刻石已成爲嶗山景點的組成部分。民國十三年（1924年），馮玉祥部入京，把溥儀趕出清宮。康有爲電北京當局，說是“挾兵逼宮”，“何以立國？”次年，從上海去天津“覲見”溥儀，漫遊各地後返滬，辦天遊書院。關於康有爲的生平事蹟，雖然諸多歷史學家已寫下了許多專著，但對於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這段時間裏，曾一度超脫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卻至今鮮爲人知。

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1927年3月29日），康有爲去一位廣東同鄉家中作客。回家飲了一杯檸檬紅茶，腹痛如絞，請了兩位醫生診斷，一位日本醫生斷爲食物中毒。20小時後，於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1927年3月31日）清晨5時逝世。康有爲逝世，正值北伐軍進入江浙，張靜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爲系“保皇餘孽，佔據公產”封閉一天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