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恢復高考四十年的書籍

當人們以歷史事件的角度來審視“恢復高考”時，1977年是一個關鍵的年份。下文是小編整理的關於恢復高考四十年的書籍，希望能幫助到你。

敬一丹《我·末代工農兵學員》

炮轟過高考作文全國卷出題人“腦子進水”的著名作家，曾經是復旦大學工農兵的樑曉聲在評價此書時寫道，“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是中國教育特殊年代斷環銜接式的自救現象，是當年許多憂心忡忡之人共同呼籲而成的權宜之計。願望和成果，就當年而言，是對國家有益的，工農兵學員之大多數也確是好青年。此書從一個側面留下了親歷者的真切記憶，有史料認識價值。”工農兵學員在時代妥協下的發展歷史，以及其之於時代的意義，在這本書中可見一斑。

作家餘華

1977年，鄧小平的一錘定音下，恢復高考成爲了突破口。同年冬天，570萬應考者涌進考場，加上第二年夏天的第二次考試，1180萬人的總量創造了世界考試史上的奇蹟。當時社會上很多希望能改變自己命運的人，都參加了高考。

餘華是作爲高中應屆生參加的第一年高考。他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中回憶道，“歷屆的畢業生大多在農村或者工廠呆了幾年和十幾年了，都已經嚐到了生活的艱難，所以他們從心裏知道這是一次改變自身命運的極好機會”，而自己則同大多數應屆生一樣，沒有逃脫落榜的命運。雖然當時正值青年的他並沒有因落榜而難受多久，也並未打算再繼續奮戰高考，而是在鎮上當了一名牙醫，但是，幾年之後，當他有一天望着衛生院外的大街時，“心裏突然涌上了一股悲涼，想到自己將會一輩子看着這條大街，突然感到沒有了前途”。在這以後，餘華決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揭開了他小說生涯的簾幕。

《我與父輩》中，閻連科以其細膩的筆觸記錄了上世紀那個充滿貧窮和飢餓的真實農村。在其中《高考》一節中，他記錄了自己參加第一年高考的經歷——作文要求每篇約千字，自己卻寫了近兩千字，雖然最後還是落榜了；集體報志願那天，所有同學幾乎都填報了“北京大學”；許多人第二年復讀復考，但自己卻只想寫小說，不想再考。閻連科樸實無華的敘述，卻於平淡的記錄中透出了一種力量，在記錄親歷事件的真實想法的同時，爲我們打開了通往那個時代的一扇窗，真實再現了那個年代、那個鄉村的種種。

閻連科《我與父輩》

王小波也參加過高考，在恢復高考的第二年。《高考經歷》（收錄於《沉默的大多數》）一文中，他記錄了自己作爲一個只在十二年前上過一年中學的人，最後成功考上理科的經歷——他對於事物實際與過程的一面比較感興趣，因而選擇了理科，但是理科也要考一門需要背的課程，幾乎要了他的命。當年有道題叫做十次路線鬥爭，每次鬥爭都有正確的一方和錯誤的一方，不想犯路線錯誤的他，記不住錯誤路線代表人物的名字。但他既然想上大學，最後就還是不得不把這些名字記住。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數》

同王小波一樣在恢復高考時參加考試的知青還有很多。在《我的1977》中，當代著名作家、學者陳建功、周國平、肖復興、葉兆言、吳思、雷頤、楊慧林、郭方、韓小蕙等近二十位有着77/78級高等教育經歷的文化精英撰寫回憶文章，記錄了他（她）們1977年的個人入學經歷，見證了那個年代歷史背後的悲喜感動。對於“恢復高考”這一事件的態度，作者們往往都是心懷感恩、感嘆自己抓住了命運的稻草——畢竟，在“文革”過去之後，通過高考進入大學的大門，就好比“黑暗盡頭透露出了一點曙光”那般，令人激動與嚮往。

《我的1977》

恢復高考對於一代人的影響之深刻，使其成爲了小說作品中的常見主題。在路遙所著的經典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中，連“丙”菜都吃不起的.窮困農村學生孫少平高考落榜，他的高中紅顏至交，領導家庭出身的田曉霞考上了醫學院。他們從相交到相戀的愛情無果而終，令人感嘆。在平凡的世界裏，不同人物的命運因爲一系列的陰差陽錯而交織在一起，一個個事件將人們引向了人生的不同路口，在最後卻又同樣地歸於平凡。高考，可以說是孫少平“平凡的一生”中一個絕不平凡的轉折點——如果他高考上榜了，可以逃脫煤礦工人的命運，他的人生又會是怎樣的一條道路呢？

《平凡的世界》

劉震雲的短篇小說《塔鋪》，則將筆墨盡數用於了描繪當年高考的場景：一羣有着各自夢想的年輕人，包括退伍士兵“我”、同宿舍的農民王全、稍微有錢的耗子、磨桌等人在塔鋪這個地方一起進行復習準備高考。故事的最後，有人因生活所迫放棄高考，有人被愛情影響，有人名落孫山，有人過了獨木橋，不同的人物有着不同的命運與各樣的選擇，不論成功與否，都是那個年代最真實的寫照。

劉震雲《塔鋪》

高考恢復之後時至今日，圍繞高考制度的討論始終會有階層意識的身影——高考促進了階層流動還是加強了階層固化？在樑晨、李中清等人出版的《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一書中，他們依據對50多年間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學生學籍卡片的量化分析，指出中國的高等教育自1949年以來開始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以往爲社會上層子女所壟斷的狀況被打破，工農等社會較低階層子女在其中的比重逐漸加大。在李中清等人看來，這可謂是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一場“無聲的革命”，延續了中共領導的社會政治革命，部分打斷了代際優勢的傳遞，避免了精英教育可能帶來的階層固化。

這種“高考使寒門更易出貴子”的論斷也引來了不小的爭議聲。比如，應星與劉雲彬在《社會》上刊文提出了質疑：改革前的高等教育籠罩着濃厚的階級鬥爭氛圍，是一種“階級內的平等”，諸多地方有違於真正的教育平等精神；改革後被強化的重點中學制度雖然構築了少數農村學生進入重點大學的通道，但這種制度也固化了城鄉教育不平等的機制。將改革開放前後的中國高等教育籠統地歸結爲“50年裏的一場革命”是有失偏頗的，“無聲的革命”是“被誇大的修辭”。不惟如此，應星和劉雲杉還對樑晨、李中清等人的量化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他們引述了歷史學者葉啓政的觀點，強調統計概念是特定意識形態的產物，在史學研究開始呈現出計量化趨勢的今天，歷史研究者有必要提醒自己要冷靜地面對數據，一旦超越了特定的時空場域，數據就會存在被誤用和濫用的風險。

《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

四十年的發展之後，“利弊共生”現象在高考制度這一國家選拔人才、分配教育資源的機制上十分明顯——一方面，高考是保證公平下幫助個人改變命運的最有效渠道，另一方面，唯分數論、教育資源地區分配不均等現象也使得高考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

2017年，一部22卷本、約768萬字的《高考改革研究叢書》出版，可以作爲一個階段性回顧的參考資料。這套叢書由廈門大學劉海峯教授主編，是中國第一套高考改革研究叢書，對高考改革從理論、政策、法治、內容、形式，到招生考試的區域公平、少數民族招生考試政策、效度和評價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同時對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的高校招生考試製度進行了專題探討。

劉海峯把自己稱作“爲高考保駕護航的人”，反對廢除高考，主張以統一的剛性指標爲主，循序漸進開展多元的考覈。他曾寫文一一駁斥“高考造成了區域不公”、“高考是計劃經濟的產物”、“高考導致中國未能獲得諾貝爾獎”、“減少高考科目可以減輕學生負擔”、“要像清末廢科舉那樣廢高考以尋找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等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