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人物簡介
梁啓超人物簡介
梁啓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啓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戊戌變法領袖之一。
梁啓超概述
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1873年2月23日生於廣東新會。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學者。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啓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戊戌維新運動領袖之一。梁啓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爲，投其門下。1891年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爲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時人合稱“康梁”。
梁啓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著，其著作合編爲《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爲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徵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爲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爲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啓超認爲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爲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
梁啓超職業生涯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爲，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啓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1898年回京，積極參加“百日維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9月，政變發生，梁啓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爲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與革命派的論戰達到高潮，梁啓超作爲改良派的主將，遭到革命派的反對。
1906年，清政府宣佈《預備仿行憲政》，梁啓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東京建立“政聞社”，期望推動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由於清政府並不真心實行憲政，政聞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一度宣揚虛君共和，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又支持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建進步黨，與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啓超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帝制自爲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啓超反對袁氏稱帝，1915年8月，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進行猛烈抨擊，旋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啓超赴兩廣地區，積極參加反袁鬥爭，爲護國運動的興起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袁世凱死後，梁啓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攏一些政客，組建憲政研究會，與支持黎元洪的憲政商榷會對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權。梁啓超擁段有功，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臺，梁啓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梁啓超著作推介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選集》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羣研究》
《少年中國說》
梁啓超文史類
變法通議自序 論不變法之害
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論學會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說動 論湖南應辦之事
少年中國說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
呵旁觀者文 中國積弱溯源論(節錄)
立憲法議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西學書目表後序 倡設女學堂啓
湖南時務學堂札記批（節錄） 成敗
英雄與時勢 文野三界之別
古議院考 《西學書目表》後序
養心語錄 國權與民權
講演集
湖南時務學堂答問（節錄） 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
梁任公與英報記者之談話 在中國公學之演說
人權與女權 情聖杜甫
屈原研究 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
書信集
致汪康年書 與嚴幼陵先生書
致康有爲書 致康有爲書（1900年）
致孫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爲書（1902年）
致孫逸仙書 致康有爲書（1912年）
詩文類
去國行 紀事二十四首
讀陸放翁集四首 壯別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留別樑任南漢挪路盧 二首
浪淘沙 賀新郎
傳記類
戊戍六君子傳
梁啓超年表
一歲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曆二月二十三日）生於新會茶坑村。
五歲 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親教讀四書五經。
十二歲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 甲申 應廣州童子試 中秀才。
十六歲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 戊子 廣州學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粵秀、粵華書院外生。
十八歲 一八九０年光緒十六年 卯寅 經陳千秋介紹，就學於康有爲。
十九歲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 辛卯 入京與李蕙仙完婚。
二十歲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鄉居年餘。
二十三歲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隨康有爲入京會試，落第。參與組織“公車上書”。助康創建強學會。
二十四歲 一八九六年光緒廿二年 丙申 籌辦《時務報》，任總編述，發表《變法通議》等文章，名聲噪起。
二十五歲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爲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參與創設不纏足會和女學堂。
二十六歲 一八九八年光緒廿四年 戊戍 參與“百日維新”，光緒帝賞六品銜，奉旨辦譯書局。八月政變起，逃往日本，與陳少白往還，協商與興中會合作事宜，因康有爲阻撓末果。在橫濱主編《清議報》。
二十七歲 一八九九年光緒廿五年 已亥 七月創粉高等大同學校於日本東京。
二十八歲 1900年光緒廿六年 庚子 與康有爲、康才常等發動“勤王運動”事敗。
三十歲 1902年光緒廿八年 壬寅 《清議報》停刊，創《新民叢報》、《新小說報》，倡“小說界革命”。
三十五歲 1907年光緒卅三年 丁末 《新民叢報》停刊、成立政聞社。
四十歲 1912年民國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國，創《庸言報》。
四十一歲 1913年民國二年 癸丑 參與共和黨。熊希齡內閣成立。任司法總長。
四十三歲 1915年民國四年 乙卯 創《大中華》月刊。辭幣制局總裁。四月回鄉省親。六月寫《導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斥袁稱帝，南下從事倒袁運動。
四十四歲 1916年民國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動反袁。三月抵廣西，發動廣西宣佈獨立。在肇戾成立護國軍兩廣者司令部任參謀。後成立軍務院，任撫軍兼政務委員長。
四十五歲 1917年民國六年 丁已 七月，參與段祺瑞反對張勳復辟。任段祺瑞 內閣財政總長，十一月辭退。
四十七歲 1919年民國八年 已末 到歐洲各國考察。
五十歲 1922年民國十一年 壬戌 先後到北京、濟南、蘇州、上海等地講學。
五十三歲 1925年民國十四年 乙丑 在清華研究院講學，出任京師圖書館館長。
五十七歲 1929年民國十八年 己已 因腎病於一月十九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京滬開追悼會，參加者甚衆。
梁啓超個人影響
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寫下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遺《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
梁啓超人物評價
1918年底，梁啓超赴歐，親身瞭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梁啓超也是一位著名學者。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1901～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梁啓超 - 梁啓超和《新民叢報》
《新民叢報》是梁啓超從事編輯生涯後主編的第三種雜誌，一出版立刻風行海內外，常常再版和被翻印，一般銷數均在一萬份左右（這在1902年是一個了不起的發行數），好評如潮。且看梁啓超自己的估價：“自是啓超復專以宣傳爲業，爲《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清代學術概論》）這裏，梁啓超並沒有自吹自誇，事情確實如此。
再看看各個時期的著名學者對《新民叢報》的評價。
梁啓超的同時代人黃遵憲說：“《清議報》勝《時務報》遠矣，今之《新民叢報》又勝《清議報》百倍矣。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爲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致飲冰主人書》）
二十年代，胡適說：“廿五年來，只有三個雜誌可以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致高一涵等四人關於《努力週刊》的停刊信，1923年10月9日）按：胡文此處所指的《甲寅》，是指《甲寅》月刊， 並非是二十年代在北京出版的反對白話文的《甲寅》週刊。
當代學者戴文葆說：“戊戌維新失敗後流亡到日本的梁啓超，廣泛閱讀日文書刊報紙，接受福澤諭吉、加滕弘之等的影響，吸收明治時期新文化，將當時在日本最流行的西方近代學術思潮，通過他主編的《新民叢報》，熱情奔放地轉輸到國內，對中國傳統文化痛加批判，形成對思想界的強大沖擊，喚起許多知識青年‘作新民’的覺悟，投身到時代的新潮中去。”（《尋覓與審視》，中國華僑出版公司版第325頁）這三位不同時代的學者都對《新民叢報》評價極高， 而黃遵憲似乎更偏重於文字的魅力，胡適從總體上作出評估，戴文葆則正確地具體指出了《新民叢報》風行一時的價值所在。
戊戌政變以後，梁啓超逃亡到了日本，在旅日華僑的資助之下，於1898 年12月23日創刊了旬刊《清議報》，到1901年12月因社址失火而終刊，歷時三年，恰好出滿一百期。不久，梁啓超於1902年2月8日創刊了《新民叢報》，1907於年11月終刊，前後歷時近六年。《新民叢報》爲半月刊（但一年多後常常脫期），開本等同於今天的三十二開，每期近六萬字，比《時務報》、《清議報》的字數都要多出一倍。
《新民叢報》的宗旨有三條：1.“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爲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爲此病而藥治之”；2.“本報以教育爲主腦，以政論爲附從”；3.“本報爲吾國前途起見，一以國民公益爲目的”，“不爲灌夫罵座之語，以敗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爲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這三條宗旨，是梁啓超到了日本三年多的時間中，經歷思想的裂變而作出的[]。
1898年12月，當梁啓超創刊《清議報》的時候，距戊戌政變發生不久。六君子死難，康有爲和梁啓超死裏逃生，愛國的憂患意識和親友的鮮血，以及個人的遭遇，都促使他們要把政變的詳情向天下公佈，並總結教訓。因此，《清議報》創刊初期，梁啓超在刊物上除了發表六君子的傳記和他們的詩文遺作之外，集中精力撰述了《戊戌政變記》、《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論皇上舍位忘身而變法》等文，在這些文章中對慈禧、榮祿等人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大聲疾呼興師勤王討賊，擁護光緒復位。其後，起義勤王的自立軍被張之洞鎮壓，唐才常等人遭殺害，梁啓超又對張之洞進行猛烈的抨擊。到了創辦《新民叢報》的時候，梁啓超認爲中國首要的任務是“維新吾民”，決定“不爲灌夫罵座之語”，不再對慈禧等人抨擊。可是，卻仍然堅持攻擊革命派。
康有爲和梁啓超逃亡到日本以後，那時孫中山也在日本，曾派人與康有爲聯繫，商談合作，進行革命。孫中山滿腔熱情，康有爲卻既心存偏見，態度也極傲慢，斷然拒絕。不僅如此，梁啓超還在《清議報》上常常敲打革命派，攻擊革命派的激烈言行會導致中國大亂，促使列強乘機瓜分中國。康梁的政治主張是：先強調“尊皇”，以後又主張君主立憲。從《清議報》到《新民叢報》，梁啓超一直敲打着革命派，後者非常氣憤，所以，當1905年11月革命派的《民報》創刊以後，立即對康梁的立憲派進行還擊，這就發生了我國近代期刊史上的第一次大論戰。這場論戰的規模極爲廣泛，在日本，幾乎所有的中國留學生都捲了進去，陣線分明；在國內也有反映，革命派和立憲派的期刊壁壘森嚴。 從1905 年年底到1907年年底，雙方的論戰持續了二年。由於清政府並不打算真正實行“新政”，它宣佈的“預備立憲”只是一場騙局，它的虛僞性使原來擁護君主立憲的人都轉而傾向革命，梁啓超愈來愈感到論戰不利，形勢不可逆轉，就在1906年7 月的《新民叢報》的第83期上發表《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向革命派求和，這次卻遭到革命派斷然拒絕。由於革命學說已經深入人心，擁護立憲派的人紛紛轉向，《新民叢報》的發行數一落千丈，經濟發生困難。稿源也奇缺，《新民叢報》被認爲是清政府的“御用新聞”，撰述者轉向別的雜誌投稿。梁啓超被視作清政府的“弄臣”，斥爲“文妖”。他灰心喪氣，在1907年11月出版第96期以後（《新民叢報》在1904年2月以後，經常延期出版，因而近六年中出版不到百期）， 就藉口《新民叢報》的上海分社失火而把這個刊物停刊了。
《新民叢報》後期雖然在與《民報》的論戰中日薄西山，成爲一名苟延殘喘的侏儒，但它的前期是一位虎虎有生氣的巨人，把海內外的廣大知識青年吸引到自己的周圍。梁啓超雖然在論戰中失利，被斥爲“清政府的弄臣”、“文妖”，但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否定他在思想啓蒙方面的巨大功績。在《民報》出版以前，梁啓超主編的三份期刊《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都對中國的思想界產生巨大沖擊，對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發生巨大影響，是當時最爲讀者喜愛的期刊，沒有別的刊物可以與之相比。在近代史上，康梁等維新人士（後來是立憲派）在“開發民智”、宣傳“西學”方面的工作，遠比革命派做得多。
從維新運動開始，康、樑等維新人士始終主張“去塞求通”、“廣開民智”、宣傳“西學”作爲富國強民之道。梁啓超主編的從《時務報》到《新民叢報》，也始終貫穿着這一條主線，而且隨着梁啓超本人對“西學”修養的加深，在刊物上的宣傳也更加深入與系統。戊戌政變以後，梁啓超到了日本，他通過學習日文，廣泛涉獵了西方從古代到近代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收穫很大，思想境界登上一個新臺階。他這樣描述涉獵所得：“疇昔所未見之書，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論學日文之有益》）怎樣不“自私”呢？他就在《清議報》上傳播：“讀東西諸碩學之書，務衍其學說以輸入於中國。”（《本館――按指《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在《清議報》失火停刊以後，梁啓超於《新民叢報》上更加熱情、更加系統地傳播西方的學術思想，所以黃遵憲說：“《清議報》勝《時務報》遠矣，今之《新民叢報》又勝《清議報》百倍矣。”而梁啓超回顧自己當年在《時務報》上所寫的東西，覺得很不滿意，十分膚淺：“今日檢閱其舊論，輒欲作嘔；覆勘其體例，未嘗不汗流浹背也……。而舉國士夫，乃嘖嘖然目之曰：此新說也，此名著也，嗚呼，傷哉！”（同上引《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
在《新民叢報》的創刊號上，梁啓超開始發表他的論文《新民說》，這是一篇膾炙人口，影響巨大的文字。全文十一萬字，共二十節，從1902年2 月份創刊號開始刊登，持續到1905年刊完。這二十節的篇目如下：《敘論》、《論新民爲今日中國第一急務》、《釋新民之義》、《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論公德》、《論國家思想》、《論進取冒險》、《論權利思想》、《論自由》、《論自治》、《論進步》、《論自尊》、《論合羣》、《論生利分利》、《論毅力》、《論義務思想》、《論尚武》、《論私德》、《論政治能力》、《論民氣》。過去，維新人士鼓吹的“廣開民智”，這是一個顯得籠統和一般化的目標；現在，梁啓超號召作一名“新民”，論述作一名“新民”而需要達到的方方面面，這就比較切實和具體。在《新民說》中，梁啓超對西方的自由、自治、平等、權利、義務、國家等的思想觀念作了廣泛的介紹，他號召青年知識分子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批判封建主義的專制和奴性。不做封建社會的“順民”，要做具有近代思想的“新民”。
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除連載他的《新民說》以外，還用大量篇幅直接介紹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說，以及著名的幾百名歷史人物。這一大批文章包括《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傳略》、《新派生物學家小史》、《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亞里斯多德之政治學說》、《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民約論鉅子盧梭之學說》、《政治學學理摭言》、《格致學沿革考略》、《地理與文明之關係》，等等。
《新民叢報》對“西學”的大量熱情輸入，集中在1902年和1903年之初。 1903年2月以後，梁啓超去美洲遊歷，到11月才返回日本。遊歷期間，梁啓超無法兼顧編務，也無暇執筆著述，由蔣智由擔任主編。回來以後，《新民叢報》在宣傳“西學”方面篇幅減少，甚至刊物常常不能按期出版，常常以二期或三期的合刊方式出版，它已經失去生氣，走下坡路了。
除了宣傳“西學”，輸入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觀念，讓新鮮空氣吹進長期封閉的封建帝國以外，對傳統舊文化的批判，也是梁啓超編輯從《時務報》到《新民叢報》的主導思想。如果說，在《時務報》時代，梁啓超的筆觸主要針對科舉制度和批判洋務派等具體問題上，那麼到了《新民叢報》時代，就深入到封建社會的思想本質，觸及數千年來束縛人們思想的“孔學”了。
康有爲與梁啓超並稱爲康梁，但兩人的思想在不少方面並不一致，梁啓超就一度主張革命，“復辦一《新小說報》，專欲鼓吹革命。”（《1912年《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詞》）對於儒家學說，他與康有爲的態度也大不相同，他不贊成康有爲大力提倡“孔教”。他在1902年寫給康有爲的一封信中說：“弟子以爲欲救今日之中國，莫急於以學說變其思想（歐洲之興全在於此），然初時不可不有所破壞。孔學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轅也。……思想不自由，民智更無進步之望矣。”梁啓超又在一篇文章中說：“我中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論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他指出秦始皇焚百家之語，而思想窒息；漢武帝獨尊儒術，思想又遭窒息，自茲以來，已經二千多年了，他堅決主張解放思想。梁啓超對儒家學說的種種評估，成爲十多年後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先導。
這樣，梁啓超在《新民叢報》的“破舊立新”――破傳統舊文化，立西方新思想――在中國思想界颳起一陣颶風，影響之大，他自己也出乎意外。包括後來成爲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其他著名人物在內的一大批人都愛讀《新民叢報》，例如，吳玉章在《回憶錄》中說：“1902年，我到威遠繼續求學。這時，《新民叢報》、《新小說》都已出版，我非常愛讀它們。”（第15頁）又如，一位魯迅研究專家說“魯迅的《斯巴達之魂》不僅立意受到梁啓超的啓發，文中的一些佳句也與樑著《斯巴達小志》相類”；“魯迅青年時期愛讀《新民叢報》，十分欣賞梁啓超‘筆鋒常帶感情’的文風。”（陳漱渝《〈斯巴達之魂〉與梁啓超》,《魯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
梁啓超是一位傳媒的天才，他能充分發揮文字的力量來打動讀者。黃遵憲讚揚《新民叢報》文字的信，我們在本文開頭已經讀到。梁啓超自己也有一段評語：爲文“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清代學術概論》）後人對他自己的估價一致肯定，並認爲他是我國報章文學（或新聞文學）的先驅者。
在刊物的編排上，梁啓超也充分發揮他的創造性。他在《新民叢報》創刊的第一年內先後開闢了二十四個欄目，如《論說》、《學說》、《時局》、《史傳》、《教育》、《學術》、《小說》、《名家談叢》、《國聞短評》、《海外匯報》、《海外奇談》、《紹介名著》、《新知識之雜貨店》等，每期保持十至十五個欄目。文章長短搭配，軟性硬性兼有。所有欄目都爲貫徹他的編輯思想――爲輸入“西學”服務，比如他在《史傳》欄內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而在《小說》欄內連載《十五小豪傑》、《新羅馬傳奇》等作品。《新民叢報》這種欄目多樣、內容包羅萬象而又服務於主要編輯思想的編排格局，從1903年起在日本逐漸形成留學生辦刊熱潮中出現的刊物，如《湖北學生界》、《浙江潮》等等，莫不受其影響。那時，留日中國學生辦的刊物，都開闢多種欄目，構成真正的、名副其實的“雜誌”，並且成爲辛亥革命時期時事政治類刊物的特色。再上溯到《時務報》，它也是一本以時事政治爲主，包括知識小品，人物傳記、文藝等內容的綜合性刊物。梁啓超說，《時務報》出版“爾後一年間，沿海各都會，繼軌而作者，風起雲涌，驟十餘家，大率面目體裁，悉仿《時務報》，若唯恐其不肖者然。”（同前引《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這就是說：這些後出的雜誌，其欄目設置、開本、編排格式全都極力模仿《時務報》，《時務報》爲它們提供了一個模式。時至今日，時事政治刊物常常是綜合性的，常常配有知識小品、文藝、通訊等欄目，這樣一種編排，其源蓋出於《時務報》，這當然不是它的複製，而是它的發展與完善。
梁啓超人物影響
每一個嚮往大時代和大成就的年輕人都喜歡把自己所處的時代視爲轉折年代，他們都喜歡引用查爾斯·狄更斯描寫大革命之後法國的一句話——“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他們都喜歡用混亂來形容自己的年代，他們都渴望爲這“混亂年代”理出脈絡或者記錄這“混亂年代”。
而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真正經歷混亂年代並且因爲自己在混亂年代中的作爲而被寫入歷史的年輕人卻實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這個名單因爲一些原因還會在某些時候遺漏掉一些人。在我看來，梁啓超正是這樣一位具備了衆多偉大人物的素質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時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發起我對梁啓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對《劍橋中國晚清史》和一些記載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命運的書籍的閱讀過程中。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我才驚異地發現，以前我們僅僅用“改良派”三個字來描述的梁啓超，在這段歷史中名字出現的頻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權臣要高。
梁啓超所處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亂年代。在由梁啓超的學生吳其昌所著的《梁啓超傳》中，樑這位早逝的學生用一章來寫梁啓超誕生之前的中國：這是一個爲天災人禍和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個老朽帝國的奴隸，平民以不談國事爲戒律，政府呈現給後人的則是貪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帶來短暫和平，對內則盤算着同洋務運動後興起的民營企業家爭奪財富，而洋務運動的重地總理衙門在當時被人們稱爲“混蛋加三級”。
我們的歷史課本在描述這段屈辱歷史的時候，從來不會吝惜筆墨，這會使我任何進一步的講述都顯得多餘。而吳其昌先生給予自己老師的高度評價，我想可能是我們在歷史課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啓超對近代中國的貢獻同孫中山相提並論，“他（梁啓超）自己承認陳勝、吳廣之功，而天下後世的公評，他的氣魄、精神、聲威，實在比陳勝、吳廣要高出萬倍”。
梁啓超是一個完全符合我們對天才的定義的人物：六歲學完五經，九歲能夠寫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國，我相信這兩件事情的難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學習9歲就精通外語的難度相差不大。而梁啓超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的壯舉同我們今天驚爲天人的中國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難度更大。中舉時的主考官以爲梁啓超“國士無雙”，竟然打破門第觀念的束縛，把自己的堂妹許配給梁啓超做妻子，這是古老中國表示對一個人的欣賞的最高禮遇。
戊戌變法令梁啓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爲名揚天下。在當時的外國人眼中“梁啓超是中國罕見的高潔志士，是熱心策劃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當時在中國逗留的伊藤博文對日本駐中國公使林權助說：“姓樑的這個青年是個非凡的傢伙啊！真是個使人佩服的傢伙……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樑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此後這個年輕人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往往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上的領袖來接待。當時梁啓超26歲。
而梁啓超在政治上的輝煌並不像教科書上記載的隨着戊戌變法的失敗而終結，或者和他的老師康有爲一樣成爲明日黃花的人物。梁啓超在日本的時候，和同樣在日本流亡的孫中山交往頻繁，據說，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啓超介紹給孫中山的，可以想見，以孫中山當時的聲望，自然無法同梁啓超相比。而此時梁啓超和康有爲的分歧越來越大。儘管如此，梁啓超顧及到康有爲，沒有給革命黨人過多的支持。
梁啓超的另外一次輝煌來自於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凱宣佈稱帝，此時的梁啓超卻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歐美的遊歷和對西方各國曆史的學習給他一種印象，稱帝者必亡。於是長於雄文的梁啓超寫出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到消息，派人給梁啓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梁啓超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得發表。梁啓超將銀票退回。 袁世凱再派人對梁啓超說，樑先生也曾經在海外流亡十幾年，其中的苦頭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尋苦吃？梁啓超回答說，我這個人疲於奔命的逃亡經驗已經很充足了，我寧肯選擇逃亡也不願意在污濁空氣中生存。
梁啓超在另外一次反帝運動，即反對張勳復辟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徹底決裂。周善培規勸梁啓超說：“事情有該自己做的，有該聽別人做的。討袁，革命黨該做，我們也應當做；討張復辟只該聽革命黨去做，不必我們去做。”而康有爲則正站在復辟的一方。梁啓超和康有爲從此決裂，康有爲當着梁啓超學生的面痛罵梁啓超“樑賊啓超”，並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獸來稱呼梁啓超。
至於梁啓超在中國新聞事業上的地位，早有新聞學者將他同沃爾特·李普曼相比較。才氣縱橫自然不說，樑對中國文體的改革被認爲是他的最偉大貢獻之一，或許我們也可以把這稱爲表達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認爲梁啓超文氣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寫習慣了報紙文章，結果文章只追求打動人，“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但是卻沒有其他精力寫出真正大師級別的著作。
長久以來一直被我們認爲屬於保守派的梁啓超的死，更是嘲笑我們對歷史侷限的判斷能力。梁啓超晚年進入協和醫院看病，醫生診斷的結果是一個腎潰爛，必須割掉。不幸的是現代醫學可能發生的錯誤發生了，手術醫生將梁啓超健康的腎割掉反而留下潰爛的一個。於是“羣情憤慨、輿論抨擊，社會對於協和醫院以及主治醫生大表不滿”，而梁啓超因爲擔心這件事情會影響新的醫學在中國的發展，竟然在病牀上寫文章爲協和醫院和醫師辯護。最後，梁啓超允諾在自己死後將腦部捐獻給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