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思成人物生平的故事

樑思成人物生平的故事

樑思成1901年4月20日在日本東京出生時，是他父親梁啓超因“戊戌政變”失敗後流亡日本的第三年。樑思（1901.4.20--1972.1.9），原籍廣東省新會縣。童年時代的樑思成在日本的華僑學校上學，在父親的影響和督促下，樑思成自幼就攻讀《左傳》、《史記》等古籍，使他對中國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礎和濃厚的興趣。當時是甲午之戰和庚子賠款以後，中國屢受外國欺凌，這種環境培養了樑思成濃厚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他11歲由日本回到北京，14歲進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這是一所留學美國的預備學校。樑思成在學習期間，不但學業優秀，而且興趣廣泛。他愛好美術和音樂，經常爲校刊畫插圖，被聘爲美術編輯，他參加學校的合唱隊、軍樂隊，擔任過樂隊隊長和第一小號手；他還愛好體育，喜歡踢足球。樑思成也很關心政治，五四運動時，他是清華學校“義勇軍”等愛國組織的中堅分子。1923年5月，他去天安門廣場參加二十一條國恥日的紀念活動，在途中被軍閥金永貴的汽車撞傷，左腿骨折，使他留學美國不得不推遲一年。

1924年，樑思成赴美國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他刻苦好學，尤其對西方文化和建築歷史有特殊愛好。他自己說是用“笨功夫”到圖書館博覽羣書，研究古代歷史，參觀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築一個個默畫下來，1927年，以優異成績獲得建築碩士學位。接着他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學習，準備進行“中國宮室史”的博士論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書本中尋找資料而必須到實踐中去考察研究，於是決定離開哈佛到歐洲考察建築。1928年，樑思成回國後應東北大學之邀去瀋陽創辦了建築系，任系主任和教授。

參加中國營造學社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樑思成舉家遷到北平，他參加了中國營造學社，這是專門從事對中國古代建築研究的學術機構，他擔任法式部主任，從此投入了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樑思成收到日方主辦的“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邀他出席會議，他堅決不與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帶領全家長途跋涉於1938年1月到達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縣的李莊鄉下，這時，營造學社的經費來源斷絕，有時連工資也發不出。樑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嚴重肺病，長年臥牀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軟組織硬化症，行動極爲不便，全家陷入了貧病交加的境地。當時美國有好幾處學校和機構邀請樑思成全家去美國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國難當頭，絕不離開祖國”。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他率領營造學社的少數同仁堅持在抗日戰爭後方繼續古建築的調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戰爭的勝利。

1946年，樑思成赴美國講學，因他在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46年，樑思成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築系。1947年，被中國政府派往美國擔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團的中國顧問。1948年，被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

參加各項建設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樑思成是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除了仍在清華大學任教授和建築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熱情參加了各項建設工作，先後擔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建築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文聯中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中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委員、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理論與歷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53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爲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樑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晗的言論，樑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

樑思成還積極參加了國家的政治領導活動，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委員，政協北京市委員會副主席，第一、二、三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屆人代會常務委員。1959年，樑思成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樑思成在回國之前，曾到歐洲參觀了希臘、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築。

他親眼看到國外的古建築受到妥善保護，許多學者在對它們進行專門的研究，而對比自己的國家，一個有着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祖先給留下了如此豐富的古建築遺產，如今卻是滿目蒼涼。珍貴的龍門石窟、敦煌壁畫任意被盜賣，被搶劫，千年文物流落異邦，大批古建築危立在風雨飄搖之中。只有少數外國學者對它們進行過一些考察，而國內學者反而無力從事研究，甚至中國人學習自己祖先的文化遺產都要依靠國外編著的書刊，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狀況。樑思成深深感到這是一種民族的恥辱，他下定決心：中國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築，中國人一定要寫出自己的建築史。從1931年起，他將畢生精力投入到這項事業中去。一開始樑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學方法應用到研究中國古建築上，他明確提出：“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爲理論之後盾，俗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適合科學方法。”所以，他堅持研究古建築首先必須進行實地的調查測繪。選擇北京故宮作目標，因爲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兩代古建築的代表。他手執清代朝廷公佈的《工部工程作法則例》爲課本，對着實物，從整體到局部，一一逐個辨識、測量、記錄。他求教老工匠，在他們幫助下逐漸弄清了清代建築的結構與形制，這如同跨入了門檻，爲擴大調研範圍創造了條件。從1932年4月開始，樑思成對薊縣獨樂寺遼代建築進行了調查，寫出了詳細的報告，在不長的時間裏，又連續寫出了《正定古建築調查紀略》、《大同古建築調查報告》、《趙縣大石橋》、《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曲阜孔廟之建築及修葺計劃》等10餘篇論文和報告，將一座座從漢唐、宋遼到明清各代的古建築珍寶展現在人們面前。

對古建築的調查研究，樑思成堅持測量力求細緻，分析要有根據，繪圖要嚴密，所出成果要與世界水平比高低。30年代的華北，人民生活極端困苦，樑思成每次外出調查都要經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條件十分艱苦，但他對測繪工作始終一絲不苟，並且身體力行。他和助手們一起，對建築物從整體到局部進行詳細地繪圖測量；對各種構件與裝飾，從裏到外，從正面到側面都細緻地加以攝影記錄；對所有碑文、史料都一一抄錄無誤。正是憑着這一種民族自尊心和志氣，使當時營造學社的許多研究成果，測繪的許多圖紙都達到了國際水平。

經過對古建築的系統調查研究，1934年，他編著了《清式營造則例》一書，這部著作第一次將繁雜的中國古建築構造和形制作了科學的整理和分析，對清代建築的各部分作法和制度作了較詳細的介紹和論述，第一次用近代的建築投影圖繪製出清式建築構架、門窗、裝飾和彩畫的詳圖，使人們在多彩的佔建築遺蹟面前不再停留在般的感嘆上，而獲得了科學的認識和了解。幾十年來．這部《清式營造則例》成了初學中國古建築的入門必讀教材，研究中國古建築的不可少的資料，也是如今古建修整工作人員常用的工具書。

1937年，樑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去山西五臺山調查佛光寺。正當他們爲第一次發現一座唐代建築而歡喜若狂時，北京盧溝橋畔已燃起了抗戰的烽火。樑思成和劉敦楨帶領着僅有的幾位研究人員，在雲南、四川等地仍堅持着古建築的研究，他們調查了40餘個縣，爲當時的中央博物館繪製了大量古建築模型圖，在印刷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出版營造學社的彙刊。

1944年，樑思成開始撰寫《中國建築史》。這時，多病的身體折磨着他，脊椎軟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經常戴着鐵馬甲工作；學社經費來源的斷絕又使他不得不多次去重慶政府募化微薄的津貼；十分短缺的物質條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線描圖來彌補照片的不足。在林徽因、莫宗江、盧繩等人的協助下，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中國古代建築史》，終於在抗日時期西南的一個小山莊裏完成了。在這部著作中，樑思成根據大量的實物和文獻資料，第一次按中國歷史的發展，將各時期的建築，從城市規劃、宮殿、陵墓到寺廟、園林、民居都作了詳細的敘述，並對各時期的建築特徵作了分析和比較。這些論述和分析都遠遠超過了過去外國人對中國建築的研究水平，達到了前人所沒有達到的高度。

1946年10月，美國耶魯大學聘請樑思成去講學，他帶着《中國建築史》和同時完成的《中國雕塑史》的書稿、圖片，以豐富的內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國外學術界的極大欽佩和讚揚。這些成就離不開集體的勞動，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們在十幾年的時間裏，走訪了15個省，近200個縣，測量、攝影、分析、研究了2000餘項建築與文物，積累了大量資料。樑思成正是根據這些豐富資料，去粗存精，分析比較，和同事們一起使中國古建築這一瑰寶，終得拂去塵埃，重放異彩於世界文化之林。

在樑思成的一生中，除了研究中國古建築以外，他爲祖國的教育事業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培養了大批建設人才。1928年，他剛一回國就到東北大學擔任建築系主任，一心要爲中國培養新型的建設者。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樑思成又想着戰後和平建設需要人才，於是回清華大學籌辦了建築系，從此，他把自己的後半生投入了中國的教育上。

在長期的教育工作中，樑思成總是站在教學第一線，即使在他擔負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況下，他堅持親自教課。他十分重視對學生專業基礎知識的培養，所以他除了講授中、外建築史外，還經常給剛進大學的學生講“建築概論”，擔任低年級的“建築設計”課程。他不但具有淵博的知識，而且善於深入淺出地、用生動的語言和比喻向學生講明什麼是建築，建築師的任務和建築師應該怎樣工作等。他善於從課內到課外，經常教育和引導學生時刻注意周圍的環境，觀察所見到的建築，研究與建築師有關係的一切事物，啓發學生對建築事業的責任感，培養學生對自己專業的興趣和感情。樑思成建築畫

樑思成在古建築研究中堅持的嚴謹學風也貫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審閱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的論文都是逐句修改，從內容到錯別字，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他不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師和學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築，能隨手勾畫出這些建築的形象和記住它們的建造時期。他不但培養學生的高超技藝，同時也十分注意培養學生的良好作風，反對少數藝術家的所謂不修邊幅的那種散漫習氣。他強調一個建築師要對一個工程負責，必須要有嚴格和科學的工作作風。他要求每一張設計圖紙都要製圖清楚，尺寸準確、連寫字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級的規定，文字與圖分佈均勻，乾淨利索，一目瞭然。

樑思成在學風上要求嚴謹，在學術上平等待人。當他聽到教師和助手們在學術上的不同意見，包括反對他的看法的意見，總是很高興地與大家一起討論，從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於人。樑思成爲培養人才，在學術上是大公無私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識都傳授給年輕一代。無論他過去積累或新近獲得的資料，他從不保密，盡其所有地爲大家所有[]。在樑思成去世後，遵照他生前的囑咐，將他收藏的豐富的圖書資料捐贈給了清華大學建築系，讓它們發揮更大的作用。清華大學是樑思成一生鍾情的地方，美麗的校園不僅記載了他成長的足跡，而且留下了父親梁啓超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這裏學習生活了八年，從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長大成人。1928年從美國學成歸來，雖然他最終選擇到東北大學工作，但和清華的聯繫始終沒有斷掉。1931年，他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之後，與清華的聯繫日趨密切。他和林徽因的朋友有很多是清華的教授，在1933-1934年，他還兼任清華大學的教授，講授建築學。也許正是與清華之間久已存在的濃厚情結，導致他在抗戰勝利後幾乎沒有太多猶豫就毅然選擇到清華大學創辦建築系。這之後，無論外面的世界如何變化，樑思成再也沒有離開過清華，一直到1972年病逝。

樑思成十分注意在清華建築系的師生中樹立民主的作風，努力營造一個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鼓勵大家暢所欲言。樑友鬆至今仍記得上學時的民主氣氛：“那時四個年級在一個大教室裏，我覺得很有好處，高年級的同學固然常到我們的圖板邊提意見，我們也常常對高年級的作品評頭論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說八道也好，至少系裏形成了一種學術民主、互相切磋的風氣……我和比我高的四個年級的同學老混在一起，一道聽樑先生和林先生講課，聽蔡方蔭和侯仁之的講座，一道跳土風舞，一道和老師們過節聯歡，一道進城去遊行。所以雖然在年齡和學識上有差異，但這四個年級的同學感情竟如同班一樣，我後來覺得這正是樑先生施教的方式，一方面學術民主，鼓勵學生表達不同意見，另一方面讓大家互相影響，互相取他人之長，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養成一種樸質的學風“不苟同、不固執也不拘泥，心胸開闊，接納百川。”

作爲一名學者，樑思成不僅自己胸襟坦蕩，敢講真話，敢於堅持真理，而且將做人與做學問並重的思想充分體現在教育實踐中。他要求學生要善於主動地向周圍的人獲取知識，要尊重別人，不斷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同時要說真話，要有自己的觀點，切不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他的學生中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歷經磨難，甚至家破人亡，但敢於堅持原則的初衷不變，對建築學事業的熱情始終不減，用實際行動體現了樑思成的人格與風格。

清華教學二十餘載，樑思成爲國家培養了大量優秀的建設人才，可謂桃李滿天下。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已經成爲一座永遠的豐碑--學問大家，人格典範。

如今，樑思成的雕像就靜靜地佇立在美麗的清華園，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學子們在他慈祥的目光中快樂地成長，似乎樑思成又回到了清華園，回到自己的學生中間。

1956年之後，由於政治運動不斷，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會活動任務，樑思成很難再潛心學術研究。這一時期，他在古建築研究領域最突出的貢獻當數《營造法式》(上卷)的出版。由於種種原因，20世紀40年代，在完成了本書部分內容的研究後，工作停頓下來。1961年，樑思成又重新着手研究工作，清華大學特地選派了樓慶西、徐伯安、郭黛姮三位青年教師作爲助手。研究工作進展得很順利，一年之後，完成了這部書“大木作制度”以前的文字註解和“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圖樣，以及有關功限、料例部分。1963年，研究成果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定名《營造法式》。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原本已經在學術研究領域舉步維艱的樑思成一下子被拋進命運的深淵，不僅學術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無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盡頭。

善良的樑思成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精心培養、視爲兒女的學生們居然一夜之間變成了凶神惡煞般的革命小將，並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聲浪中，將鬥爭的矛頭指向自己的師長們。“文革”開始不久，清華大學建築系的造反派們就貼出攻擊樑思成的大字報--《樑思成是彭真死黨，是混進黨內的大右派》。在極度壓抑的政治氛圍中，樑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於沒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實，他無論怎樣一絲不苟地寫材料，也不會被通過，只能一步一步加重“罪行”。7月的一天，已年逾六旬的樑思成被造反派們從建築系館推了出來，胸前掛着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着“反動學術權威樑思成”，“樑思成”三個字還打了一個大大的叉。樑思成踉踉蹌蹌地站在大門口，劇烈的疼痛幾乎使他直不起腰。自從1923年的車禍之後，他的腰一度要靠穿“鋼背心”來支撐。其實，疼痛的又何止是身體呢？望着面前人頭攢動的觀看者，聽着他們發出的刺耳的鬨笑，樑思成眼前恍惚了。這批鬥與其說是肉體上的折磨，不如說是精神上的侮辱，是對這位正直學者一生堅持的高尚人格的粗暴踐踏。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樑思成只要出門就必須掛上那塊黑牌子，他在曾經熟悉但眼前陌生的清華校園中吃力地蹣跚而行。工作幹不了，工資停發了，住處也被勒令一搬再搬，最後全家老少被趕到清華大學北院一間沒有水暖供應的小平房中生活。這樣還遠未達到造反派們的目的，樑思成的家成了他們肆意查抄、勒索的“反動堡壘”。樑思成多年以來收藏的藝術珍品損失殆盡。爲了保護樑思成的文稿，包括《營造法式》的稿子，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林洙將它們交給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貧農的善良老人，最後使這些珍貴的稿子逃脫劫難，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

在樑思成的一生中，雖然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國古建築的研究和建築教育事業，但始終不忘他從事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國創造出新的建築。

樑思成早在青年時期就到過歐美許多國家，參觀過各國古代和近代的城市和建築。他清楚地看到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傳統文化，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建築也多具有自己的傳統風格。人類進入20世紀，物質文明大大提高，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在這樣的時代，中國新的建築應該是什麼樣子？將會朝着什麼方向發展？這個問題長久地在他腦海中思考着。

早在30年代，他總結了近代國外建築的發展和近百年中國建築的狀況，他提出既反對全盤西化，將洋式建築照搬進來，也反對那種完全仿古的做法，認爲這決不是中國新建築的方向。他嚮往着一種既能用新技術、新材料，又具有民族傳統的新建築形式的出現。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各國都在準備着戰後的和平建設，討論着新城市的理想規劃，探索着新住宅的多種形式。樑思成也向往着自己祖國在勝利後的建設，他在四川鄉下讀着國外新出版的書刊，研究城市規劃，住宅建築新的理論；他著書寫文，探討中國新時期的建築設想；但是，在舊中國，他的這種嚮往和主張是不可能實現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樑思成嚮往已久的新建設終於在中國大地上開始了。人民政府給予樑思成以極大的信任，委任他擔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他開始爲新中國首都的建設日夜操勞。他四處寫信，邀集國內建築專家來北京籌建國家建築設計機構，以擔負起新中國的建設任務；他參加制定國家基本建設的計劃，提出不要只着眼於個別工程的興建而必須着手製定一個省，尤其是每一座城市的整體規劃。1950年初，他與都市計劃委員會的陳佔祥先生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他們根據北京作爲中國政治中心的性質，預見到北京的長遠發展，提出將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區放在舊北京城的西郊。他們從新行政區佔地面積、交通聯繫、長遠發展等幾方面加以分析比較，論證如將這個新區放在舊城之內則將帶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難。他們認爲北京舊城是一座規劃嚴整，保留有衆多文化古蹟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們主張把這座世界上少有的歷史名城保留下來，在改建中保持它的傳統風格。1950年，樑思成帶領清華大學建築系的教師設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1951年，他又組織教師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並擔任紀念碑設計委員會的領導，在他主持下確定了碑形的式樣。樑思成就是這樣，懷着滿腔熱情，以一個技術專家的極大責任心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之中，他自己說：“差不多每天都在興奮激動的心情中度過高興愉快的一天。”

在繁忙的工作中，樑思成始終沒有忘掉爲新中國創造新建築的理想，始終沒有停止對建築創作理論的探索。他學習了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尤其是其中關於新中國文化的論述，受到很大的教益，他認爲新中國建築也和新中國的文化一樣，應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他寫文章，作報告，連續發表了《中國建築的特徵》、《中國建築發展的歷史階段》、《中國建築與中國建築師》等，熱情地介紹中國建築傳統，論述建築創作的主張。他十分注意新建築的實踐，對於北京民族宮、美術館這樣較多的應用了大屋頂和古代建築裝飾的建築，樑思成並不認爲他們就是最好的和唯一的民族形式；他發現有些地區、有些農村的住宅採用了中國建築的橫向開間比例，用普通磚砌出少許具有中國風格的裝飾，他十分高興地認爲這可能是創造民族形式的廣闊途徑。可以說，在建築創作這樣複雜的學術問題上，幾十年來，樑思成始終在進行着思考和探索。

1963年，他爲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特地設計了揚州“鑑真和尚紀念堂”。在這項設計中，樑思成根據1200年前鑑真和尚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在日本興造了奈良招提寺的史實，特地採用了中國唐代建築的式樣和風格，以象徵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在揚州市建設局的具體領導和組織下，這一組精美的紀念性建築於1973年建成，1984年，榮獲中國優秀建築設計一等獎。

1962年，樑思成帶着助手又開始了對宋《營造法式》的研究工作。《營造法式》是中國宋朝朝廷頒行的一部關於建築制度的法規的書，是中國歷史上留存至今最完整的建築經驗總結。但是由於留存到今天的宋代建築很少，名稱與後代又多不相同，所以今人很難讀懂。樑思成在青年時代就有志於研究此書，從30年代開始就決心將難於理解的論述和名稱加以註釋，用現代科學制圖方法畫出宋代建築的圖樣，這樣做對深入研究中國建築的傳統技藝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此項研究由於難度大始終沒有完成，1965年，樑思成終於完成了上卷的工作。這時，他雖然已經60多歲了，身體又多病，他們仍滿懷信心地表示：“要爲社會主義幹他一二十年”。然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這位學者被迫終止了一切工作。

樑思成先後著書5種，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共150多萬字，現已整理成《樑思成文集》（1—4）全部出版。他和他領導的科學研究集體因爲在“中國古代建築理論和文物建築保護”這個領域取得突出成就，1987年，被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授予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樑思成的學術成就也受到國外學術界的重視，美國有專門研究樑思成生平的學者並出版了他的英文專著《圖像中國建築史》。專事研究中國科學史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說：樑思成是研究“中國建築歷史的宗師”